从而在他笔下形成一个自恰的虚拟体系。沿用这一体系，比起自己重构新的体系，难度无疑小得多。

　　有宋一代，经济发达，政治开明，军事技术也是世界第一。根据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北宋政和二年的人均农作物生产量是1997年的三倍，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的进程中。主要货币单位不是铜币，而是金银等贵金属，甚至出现了早期的纸币和汇票。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种遏制，其目的在于克服商业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构松散化，限制信贷活动和人口流动，加强政权的组织力以应付国防上的困境。对于变法的得失，是个很难作结论的问题。从长远看，自然是历史的反动。但由于中华文明一贯性政治相对于经济极端早熟，这种对新经济模式的遏制，未尝不是一种正确的手段。当然，这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谈论的重点。

　　我想说的是，由于宋代实际上是一个接近完美的社会形态。绝大多数民众能够免于物质匮乏，禁军的半福利化吸纳了灾年的大量饥民。文官考试制度的成熟使阶层流动渠道保持畅通无阻，社会精英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自身地位的改善。我们知道，改朝换代有两大要素：大批民众无法获得生存权；社会精英无法以合法方式改善自身地位。而在宋代，这两大要素都不存在。因此，宋代的社会结构相当稳定，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跨省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要发动的起义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宗教组织。

　　所以不难理解，宋代的所有农民起义，都是有宗教背景的。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宣和二年的方腊起义、建炎四年的王宗石起义和同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而无论方腊、王宗石还是钟相，都是地地道道的摩尼教徒。我在《冰霜谱》中将这三个人设定为明教教主和左右光明使，并不是信口开河。

　　在《冰霜谱》正传第一部《潇湘雨意》和外传《故剑情深》（实际上是前传）之间，有大约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这二十年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明教六名护教法王死在黄裳手中。这位黄裳，正是金老爷子笔下《九阴真经》的作者。

　　关于黄裳其人，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早的第一手资料，是著名词人陆游在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写的一个关于明教的条陈（奏折）。全文如下：“……淮南谓之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盛。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