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一奏。臣身为参预大政臣子，刑名不当，臣不说则负陛下前日之训，会成为天下罪人，所以臣要说。

陈留桥是真宗为损舟船，再三勘察后选定的地址，姚仲孙在三司，杜衍乞移此桥，仲孙不行。王拱辰知封府时，又请移之，拱辰不行。朝廷不知先朝有诏，许移乃失检，三司去年又为此桥兴修，今又破材料，所以派人再三审度，乃是举职，非有私罪。

移桥文字，初九便送到王尧臣说，初十王溟才为陈留请回，王尧臣先发言，问移桥利害，王溟这才回答，非是王溟所请托而后行。

堂高则陛高，诸公卿者，所以尊天子的原因。三司使主天下大计，在天子股肱之列，有罪，则陛下自行贬废，不可使法吏以小过而辱之。投鼠忌器，正是在此。陛下纵然有轻视近臣之意，不可外示于人。

王溟租卢家宅子，每月付房钱一千，其时已迁于辰州通判，只是暂时借住，当时王溟为本县守官，卢家不愿收钱，王溟尚不肯，只因王砺奏，于是捉卢士伦入狱，至有虚招（意外之音是屈打成招的），岂可因一两千钱，便使员外郎请托此事？因停止追官，或与罚铜监当，省得外边怨说，又避免本人频来诉冤昭雪，烦恼朝廷。

陈荣古裁定桥事，说案账上说所损船只五十只，多是因风吹拂，船夫驾驭不当，以至船撞到桥墩上磕撞致损。只有五只乃是桥而致损，可移桥时称人命及陷没财物事，都是虚诳之言。所以荣丁定夺，不得移桥。今王砺所奏移回原处，一违先朝诏命，二新桥始建月余，还没有修好，便闻损却舟船，撞折桥柱，及水势稍恶重载船过往更不易。

慎越是三司判官，移桥公事本属其主管，王砺重新定夺，也派人再次探问当移不当移，并无情弊之举。

王砺与王尧臣虽是同宗弟子，素不相喜，因此定夺，诬三司情弊。又奏慎越是尧臣所举，必有奸谋。事实别无情弊，更无奸谋，不值得。王砺亲自守定此事，当以实闻，以免风闻之失。

这件公案是当不当移桥，但在这时代，桥虽方便过往行人，然而一建，船只必然产生诸多不便。后世的船还往桥上撞呢，况且这时代的帆船。拆有拆的理由，不拆也有不拆的道理。可在双方的推动下，这件公案又达到一个高峰。范仲淹说话还算含蓄的，也不当说，值得吗？并且赵祯也从之，准了范仲淹的奏折。

范仲淹说了这么多，有的地方刻决歪解，争的仅是一个私罪。公罪是办事不力导致失误，责不重，也不失其德。私罪便是官员存私心，为人情，或受贿，或其他故，判罚不公，应重处，并且一旦戴上私罪的帽子后，以后仕途也会受阻。

既然从之，也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不就是判罚几斤铜吗？值多少钱。

可是有一个王砺在里面，欧阳修能不能放过去？其实在庆历新政中，欧阳修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不仅开党争之端，而且其人几乎走火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