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赵顼说到这里捂胸口，他也不想剥民，无论是欠负还是提支，都是无权无势的二等以下户，因此同意郑朗进谏，给予一些比银行稍低的利息，但就是稍低，一年也得好几百万的利息，大半个盐专营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道：“散吧，散吧。”

但他无心中的询问欧阳修，终于使欧阳修心灰意冷，第二天写了辞呈。

忧急之下，赵顼没有挽留，让欧阳修外放到淄州。

对此，郑朗没有太在意。以前提议让欧阳修、文彦博与陈旭返回朝堂，是害怕有人攻击自己任人唯亲，两次改革过去，涉及到许多人事的变动，接下来的改革与人事变动没有太大的联系，欧阳修在不在朝堂，对自己无关紧要了。相反的，因为欧阳修时不时找岔，给自己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妨碍。

他在想一件事，如何使宋朝原来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发达。

与垄断无关，千万不能垄断。大资本家的出现利于资本的利用，但对宋朝不利。

这非是资本主义，有资格能垄断的人，多半能有本事将税务规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狠的人连一根毛也不愿意交给朝廷。

若全部成了垄断资本，无论民间资本多发达，宋朝国家财政完蛋了。想的还是中小资本的发展，只有中小资本，才能让国家真正征得税务。

同时一味谈利，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弹劾。

想要避免这两条，又使民间工商业变得更加发达，难度不小。

就在这时候，赵顼下诏，将国家财政状况公布，赵顼将心中的坎迈过去，也看到许多好处了，主动透明化，就能看到君臣在努力改正国家弊端，看到国家财政如此困难，还没有加赋于民，百姓会对国家更忠心。看到国家困难，会配合改革。看到国家一点一滴在进步。还有国家的一些问题所在。

然后下诏，让天下臣民有好的策略，向朝廷进献，群策群力。

虽然收入支出情况在渐渐扭转，庞大的欠负，仍让赵顼喘不过气来，真的急了。

就在这时，王安石上书。

宋初财政归三司掌管，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各自设使、副使、判官、孔目官、都勾押官、推官，互不统辖，因为极其不便，真宗时设一总使，这便是三司使，又设副使，判官，三司使对下属三司官员有指挥权，但没有罢免权，也无奖惩权，三司官员却可以直接言事，批评三司长官，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有了奖惩权，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以便明确分工。

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例如盐铁分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度支分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户部分为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还有查账、理欠、支破、发放等部门，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一起交给三司，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

然而有一个缺点，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才能申请得旨，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依然有所不便。

虽经过改制，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如这次查账，三司速度不快，晚了十几天，账目才查清楚。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会出现许多失误。

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想到一条主意，没有与郑朗商议，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苏辙、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薛向、吕嘉问，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

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统领三司的财政，审核国家一年预算，进一步简化程序。

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而且它的出现，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发运司。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和籴、和买、科配），运向京城或者前线，兼管茶盐、铸钱等，后来北方人口稠密，粮食入不敷出，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贱时从民间买回来，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与转运使有些雷同，但不是，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性质的，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性质的，经营意味很浓厚。

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因为是投机性质，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那些没有买，或者现在要买那些，那些又不要买。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三司任务却来了，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这地方物产丰富，都快要烂在地里，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然后到京城后更乱，往往京城紧缺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积压的，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改了制，改制也不行，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性。

但条例司的设置，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性质变得不同。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合在一起，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朝廷再拨款，统一规划，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既利于物资通畅，互补有无，提高百姓的收入，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

不但减少许多浪费，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