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一边记着数字一边用尖而清晰的声音念出姓名和工资数的时候，监工头从他面前的一摞摞银币和一堆堆铜币中挑拣出硬币，然后尤为小心地从一沓蓝色的一元纸币、稍微小一些的红色两元纸币，以及淡绿色的五元纸币中挑拣出纸币。几乎没有一个劳工一周能赚到五元钱，五元纸币是给那些同时领取自己和妻子或者丈夫的薪水的人准备的。监工头的卡其布软帽周围，有一些像是在守卫帽子似的硬邦邦的蓝色纸袋，袋口呈整齐的锯齿状，上面印着很大的数字，纸袋因为装着沉甸甸的硬币而笔直地挺立着。透过纸袋边缘整齐的圆孔可以瞥见里面的硬币，拉各胡听说那些圆孔是为了让硬币呼吸。

拉各胡很为这些纸袋着迷。他设法搞到一些纸袋，过了好几个月之后，他玩一点小小的把戏——比如把一先令换成十二便士——来把这些纸袋装满。从此之后他就无法罢手。所有人，甚至包括贝布蒂，都不知道他把这些袋子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关于他把钱埋了起来而且有可能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些传说让拉各胡感到恐慌，为了反驳这些流言，他变得更加节俭。

毕司沃斯先生长大了。他那曾经被每天按摩和护理两次的四肢现在总是沾满尘土，好几天都不洗一次。营养不良曾经给予了他不幸的六指，现在则让他感染湿疹和脓疮，湿疹和脓疮红肿开裂，然后结痂然后又开裂，直到它们发出恶臭，这些脓疮和湿疹在他的脚踝、膝盖、手腕及肘部尤为严重，在他身上留下火山坑似的疤痕。营养不良赐给他鸡胸和瘦骨伶仃的四肢，还阻碍了他的发育，让他有一个柔软的隆起的腹部。但是，还是能看出来，他长大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饥饿。不上学也没有让他感到难过。只有梵学家不让他靠近河水和水洼这一点让他觉得不快。拉各胡水性极好，贝布蒂希望他能教会毕司沃斯先生的哥哥们游泳。这样，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拉各胡就带着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到不远处的水洼游泳，而毕司沃斯先生则留在家里，由贝布蒂给他洗澡。她用一块蓝色的肥皂用力地揉搓他，把他全身的脓疮都擦破了。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后，脓疮红肿和擦破的地方渐渐恢复，伤口开始结痂，毕司沃斯先生又欢呼雀跃了。他在家和他的姐姐德黑蒂玩。他们用水和着黄土做成壁炉；他们在空的炼乳罐里面煮一些大米；然后，他们把罐盖当作烧烤的烤盘来做面包。

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从来不参与这些游戏。他们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不但过了玩这种把戏的年龄，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去种植园帮工，也打破了法律不允许雇佣童工的规定。他们渐渐学会了成年人的举止。他们说话的时候在牙齿缝里噙一片草叶，他们咕咚咕咚地喝酒，然后长出一口气，用手背抹嘴，他们一顿吃很多米饭，拍拍肚皮打一个饱嗝；每个星期六他们排队领取自己的薪水。他们的工作是看管拉装载甘蔗的大车的水牛。水牛的乐园是一片离工厂不远的散发着腻人甜腥的泥泞水塘；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在这里和另外十二个同样瘦骨嶙峋的男孩一起，整天在泥泞中和水牛打交道，他们都吵吵嚷嚷、兴高采烈、精力旺盛，已经有了充分的自我意识。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的腿上沾满水牛带来的结块的泥，因为快干了，已经变成白色，这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消防处和警察局里那些从树根到树腰都刷着白石灰的树。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毕司沃斯先生即使到了这样的年龄似乎也不大可能和他的哥哥们一起在水牛塘里工作。梵学家反对他靠近水；即使有人说泥浆不是水，即使在那里的一个意外也许就能移除拉各胡的恐惧之源，但无论是贝布蒂还是拉各胡都不愿违背梵学家的警告。他们想着再过两三年，等到毕司沃斯先生可以用镰刀的时候，可以让他加入割草的男孩儿女孩儿们。这些孩子和看管水牛的男孩之间总是时不时地争吵，不过哪一方占上风是不言而喻的。看管水牛的男孩子，腿上糊着白色的泥块，用小棍或轻弹或抽打水牛，冲着牛群大喊大叫，让它们听命，是行使着权力的人。而割草的孩子们在路上灵巧地走成一队，他们的头被捆得又高又宽的湿漉漉的草堆遮住了，几乎看不见，而且因为头上负载的重量和遮在脸上的青草，他们对挑衅和辱骂只能报以含糊的简单回应，这势必使他们处于下风。

但毕司沃斯先生是要去割草的帮队的。之后他将要到甘蔗地里去，撒种、清理、种植和收获，他将根据所做的活计领薪水，而他所做的活计将由一位监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衡量。他将生活在这里。由于不识字，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位监工或者称重员。也许，许多年以后，他可能攒够钱去租或者买几亩地，种植自己的甘蔗，然后按照种植园规定的价钱把甘蔗卖给他们。但要实现这一切，除非他拥有同哥哥普拉塔布一样的力气和乐观态度才有可能。因为这正是普拉塔布的轨迹。普拉塔布虽然一生都是文盲，但是他将比毕司沃斯先生富有；他将比毕司沃斯先生早许多年拥有自己的房子，一栋高大结实的好房子。

然而毕司沃斯先生始终没有去种植园工作。即将发生的事情带他远离了甘蔗地。那些事情没有引领他走向富裕，但却让他能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过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得到安慰，尽管那时他只是躺在斯林百金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