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的床上。毕司沃斯先生轻轻地敲了敲门，没有听见什么反应。墙上的壁架上散乱地放满了报纸。屋子里只有四样家具：床，椅子，一个低柜的梳妆台，还有一个黑色的铁箱子，箱子上面也放满了报纸和杂志。毕司沃斯先生正要离开，却听见阿扎德轻声说：“我没有睡着，穆罕。但是现在我吃了饭总是要休息一下的。你千万别介意我不说话或者没有起来。”

在前往大路搭乘公车时，毕司沃斯先生被一个人叫住。是杰格戴德。他把手放在毕司沃斯先生的肩膀上，然后悄悄地递给毕司沃斯先生一根香烟。阿扎德禁止吸烟，因此对杰格戴德来说香烟仍然令人兴奋。

杰格戴德轻松地说：“你想到老头那里榨点什么来吗？”

“什么？我？我只是来看望一下老人而已。”

“老头可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杰格戴德等待着，用手拍了拍毕司沃斯先生的后背。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和他说。”

“还是原来的穆罕，伙计。总是耍一点迂回的老手腕。老把戏了。”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不，不。你千万别觉得你这样做了我就会看不起你。要不你觉得我现在每天都在干什么呢？老头很厉害，伙计。你还没有开始想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出苗头了。那又怎么样，嗯？你仍然要为了孩子们建造这座房子吗？”

“你要给你的孩子们建造房子吗？”

杰格戴德高昂的兴致突然减退了。他停住了，半转过身子，似乎想要回去，然后他提高嗓门，愤怒地说：“看来他们也在传我的瞎话，嗯？对你吗？”他大声叫骂：“哦，上帝！我要回去打烂他们所有的假牙。穆罕！你听见了吗？”

这夸张的本领似乎是家族的遗传。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但是别忘了我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你。如果你还是那个原来的杰格戴德，我猜你现在在外面有的孩子足够你开一所小学校了。”

杰格戴德仍然保持着那副想要回去的样子，但是神态缓和了下来。他们继续往前走。

“只有四五个孩子。”杰格戴德说。

“什么意思，四五个？”

“嗯，四个。”杰格戴德语气里少了一些活泼。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说话，语气很悲伤：“伙计，我上星期去看了我的父亲。他住在亨利大街上一座摇摇欲坠的房子的一间小水泥屋里，那所房子挤满了克里奥尔人。还有，还有……”他又提高了声音，“那个狗娘养的！”他尖叫起来，“那个狗娘养的居然不肯做一点该死的事情帮助他。”

在点灯的窗户上窗帘被拉起来。毕司沃斯先生扯了扯杰格戴德的衣袖。

杰格戴德降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忧伤的孝顺口气说：“你还记得我父亲吗，穆罕？”

毕司沃斯先生记得十分清楚。

“他的脸，”杰格戴德说，“变得越来越小了。”他半闭上他的小眼睛，然后并起一只手的手指，做了一个极为优美的手势，优美得像是梵学家在宗教仪式上做的动作一样。“哦，是的，”他继续说，“阿扎德总是给你维生素A和维生素B。但是等到你真正需要帮助时，不要去找他。看。有一次他雇了一个花匠。老人衣衫褴褛，瘦弱，有病，几乎饿着肚子。和你我一样是印度人。只给他一天三十分的工钱。三十分！老人没有办法，在那么毒辣的日头底下工作着，做着他那些拔草锄地的活计。大概三点的时候，太阳毒得像火一样，老人汗如雨下，后背痛得要断了似的，他想要一杯茶。嗯，他们给了他一杯茶。但是到那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从他的工钱里扣了六分的茶钱。”

毕司沃斯先生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因为我吃的饭菜给我寄一份账单？”

“你觉得荒唐吧，但这就是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他们不能贿赂上帝，上帝是好的，伙计。”

他们已经到了大路上，距离原来毕司沃斯先生在布罕戴德手下工作的那家酒屋不远，酒屋现在归一个华人所有，一个巨大的招牌上写明了酒屋已经改弦更张。

到了要和杰格戴德分开的时候了。但是毕司沃斯先生不愿意离开他，不愿意独自搭乘公车在夜里回到绿谷去。

杰格戴德说：“第一个男孩聪明绝顶，你知道。”

毕司沃斯先生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杰格戴德在谈论他那些著名的私生子中的一个。他在杰格戴德的方脸上和那不断闪动的明亮的小眼睛里看到了紧张不安。

“我很高兴，”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你可以让他读‘你的身体’了。”

杰格戴德笑起来：“你还是老样子。”

没有必要问杰格戴德去哪里，他要回自己的家去。他和他一样也过着分居的生活。

“她在办公室里上班。”杰格戴德说，又紧张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肃然起敬。

“西班牙人。”杰格戴德说。

毕司沃斯先生知道那是对红皮肤的黑人的一种委婉说法。

“对我来说可太热烈了，伙计。”

“但是忠诚。”杰格戴德说。

毕司沃斯先生摇摇晃晃地坐在灯光幽暗的公车的木头座位上，经过寂静的田野，经过那些没有灯的死寂的房子或者明亮的安静的房子，他现在不再去想他下午的使命了，他想的是他要面对的黑夜。

第二天一大早，麦克立恩先生出现在营房，说他已经推迟了其他紧急工作，打算马上就开始建造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他穿着那身虽然破旧但仍然令人尊敬的工作用衣服。他熨烫的衬衣缝补得很整洁，几乎引人注目，他的卡其布裤子干净而笔挺，但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