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百万富翁。你听见了吗？”

第二天。

“杰，你在喝什么？”

“阿华田，和你一样。”

“维迪亚德哈，你也在喝阿华田吗？”

“不，我们喝的是美禄。我们更喜欢喝这个。”

毕司沃斯先生从蓝色房间走到客厅，客厅里放着仿如王座的椅子及雕像。他觉得安全，甚至还有一点新奇。他穿过木房子。哈瑞在阳台上读书。毕司沃斯先生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然后，他想起来不用这么做。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又各自移开视线。

毕司沃斯先生倚在阳台的围栏上，背对着哈瑞，思索着哈瑞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哈瑞把他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他从不利用他的阅读；他不喜欢任何形式的辩论。没有人能够核查他的梵语水平，也不得不仅靠信任认定他的学问。但是无论在家里还是家外，他都受到别人的尊敬。哈瑞是怎么得来这样的地位呢？毕司沃斯先生琢磨着。他是怎样开始的呢？

如果他，毕司沃斯先生，突然身缠腰布，戴着珠子和圣环出现在大厅里，又会怎么样呢？蓄起他的顶髻，就像在梵学家杰拉姆家里时那样。哈奴曼大宅能包容两个病怏怏的学者吗？但是他却无法想象自己可以长期当一个圣人。早晚有一天那会让他吃惊，身缠腰布，蓄着顶髻，戴着圣环和种姓标识，读着《马恩岛人》或者《原子说》。

想到这一点，毕司沃斯先生重新审视了他的处境。他现在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地位仍然和他十七岁那年一样，那时他还没结婚，也对图尔斯家族一无所知。他没有职业，没有可靠的谋生办法。在绿谷的工作完了；他也不能一味地在蓝色房间里休养下去；很快他就得做出一个决定。而他竟然一点也不焦虑。在绿谷那些无时无刻不被痛苦和绝望纠缠的日子里，他对不幸的体会成为他此时衡量一切的基准。他比大多数人都幸运。他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挨饿，他们有衣可穿，有屋子可挡风遮雨。无论他是在绿谷还是在阿佤克斯，无论他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影响这一点。

他的钱越来越少：阿华田、费罗尔冲剂、泡腾片，医生的诊费，产婆的费用，术士的费用。而钱只出不进。

一天傍晚赛斯说：“如果你不去决定做什么的话，你喝的就是最后一罐阿华田了。”

决定。有什么可以决定的呢？

如果他留下来，哈奴曼大宅总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果他离开，也没有人会想念他。他没有要求孩子归他所有；他们都回避他，遇见他的时候总是尴尬莫名。

直到赛斯说“妈妈和奥华德这个周末要回来了”，也就是说蓝色房间要腾出来给奥华德用的时候，直到那时，毕司沃斯先生才想到要有所行动，他不愿为此搬到哈奴曼大宅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不愿面对图尔斯太太和那个神。

他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褐色纸板箱，用许多个安柯牌香烟盒换回来的那种纸箱，在两侧画上他姓名缩写的花押字，就足以装下他要带走的全部东西。他想起莎玛的奚落：“你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带来的衣服还挂不满一根钉子。”他仍然没有什么衣服，他所有的衣服也都是脏兮兮皱巴巴的。他决定把那顶软木做的帽子留下，他一直都觉得那顶帽子看上去很傻，而且也属于营房。他可以以后让人把他的书寄给他。但是他带上了他漆广告牌的刷子。它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后存活下来，刷头上有一两处软蜡已经硬化，然后开裂，化作齑粉。

他准备一大早就离开，在天黑之前给自己尽可能多的时间。那些皱巴巴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松松垮垮的；裤子也宽松了；他变瘦了。他回想起那个早晨在十二间营房前浴巾从他身上滑下来的情形。

当赛薇给他端来可可茶、饼干和奶油时，他告诉她：“我要走了。”

她看上去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失望，更没有问他要去哪里。

他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去试探它那令人望而却步的力量。过去是虚假，是一连串骗人的坏运气。真正的生活，以及它特有的甜蜜，在前方等待，他才刚刚开始。

他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去看看莎玛和婴儿。但他的理智退缩了。一听到孩子们离家上学的声音，他就下楼了。有人看到他了，但是没人招呼他：那个箱子不足以大到引人注目。

高街上已经人来人往。市场上熙熙攘攘：肉和鱼的腥味弥散，尖叫和摇铃的声音穿插在沉闷不变的喧嚣中。杂货商赶着马车、驴车和牛车进来了：野心勃勃的男人们陈列好一个个小盒子，里面摆着许多梳子、发卡和刷子，他们身后就是卖同样货物的大商店。

恐惧的痉挛不曾降临。虽然他感觉到恐惧顶着他的胃，但是它们被抑制住了，他知道自己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他的世界复原了。他看了看左手的指甲，它们是完整的。他以手掌试探检验，他感到指甲尖锐而锋利。

他经过“上好红玫瑰茶”的广告牌，经过带着巨大的遮阳篷的酒馆，经过罗马天主教堂，经过法院，经过警察局，那里的房子是古板的赭石色和红色，树篱和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车道两侧是石灰白的大石头和棕榈树，树干的一半都刷成石灰白色，看上去就像是少年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从放牛的水塘里回来时两腿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