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赛薇！”他会说，“那些豆子可重得要死，你知道。”有一次，当阿南德来到客厅时，正好有人拉了抽水马桶，毕司沃斯先生说：“往回走吗？怎么回事？忘了你在瀑布边的马吗？”

莎玛愠怒不已。

“去给你买那个金胸针去，姑娘！阿南德，赛薇，米娜！过来给你们的妈妈唱一首圣诞节的赞美诗。”

他们就唱“在夜里，当牧羊人看护他们的羊群的时候”。

但是莎玛持续的阴郁打败了他们所有人。那个他们第一次单独度过的圣诞节，因为莎玛的阴郁而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没有冷冻机，因此不能做冰激凌，但是她尽可能地把这个节日变成哈奴曼大宅里圣诞节的微缩版。她很早就起床，像图尔斯太太那样等着孩子们亲吻她。她在桌子上铺上白桌布，摆上坚果、枣椰子和红苹果，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菜。她一丝不苟地做着每件事情，却带着一种殉教式的悲壮神情。“人家都会以为你又要生孩子了呢。”毕司沃斯先生说。阿南德在他的日记里，一本《特立尼达卫报》的采访簿上写道：“这是我度过的最糟糕的圣诞节。”日记是在毕司沃斯先生的建议下作为英语作文的额外练习开始写的，同时也是为了训练他的自然写作能力。阿南德没有忘记这一日记的文学意图，在日记上补充道：“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济贫院里的奥利弗·退斯特。”

但是莎玛的愠怒始终没有缓和。

很快她就受到来自图尔斯家族的援助。房子里挤满了去矮山的姐妹们和她们的丈夫。她们身着漂亮的衣裙，戴着面纱和首饰，这些和她们的心态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心态似乎是她们从莎玛身上感染来的。她们对毕司沃斯先生摆出一副受伤的、无助的、谴责的表情，这使得毕司沃斯先生无法视而不见。他不再开绵羊和瀑布以及豆子的玩笑，他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候，莎玛在姐妹们的哄劝下，打扮一番和她们一起去矮山。她回来的时候往往更加阴郁，当毕司沃斯先生说“呃，跟我说说，姑娘，跟我说说”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眼泪。图尔斯太太来的时候，莎玛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干过。

自从和赛斯吵架之后，图尔斯太太又开始掌权。她离开了玫瑰房间，指挥大伙儿从阿佤克斯搬家，而且实际上是她激发了大家的狂热。她试图劝说毕司沃斯先生和她们一起搬迁，毕司沃斯先生因为自己受到如此重视而受宠若惊，做出同情的样子倾听着。赛斯不会在那里了，图尔斯太太说；在矮山，即使什么都不做也照样能生存；毕司沃斯先生可以积攒他的薪水；况且那里有很多地方适于建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还可以用地里的木材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别理他，别理他，”莎玛说，“这些关于房子的话只能让我难堪。”

“但如果说我继续干在西班牙港的工作，就不可能同时在地里干活。”毕司沃斯先生说。

“算了。”图尔斯太太说。

他不能肯定，她是因为莎玛的缘故想要他和她们一起搬迁，还是因为没有赛斯——她需要更多的男人在身边，抑或是她不希望有人像他一样对此无动于衷，质疑她搬迁的狂热。于是，他同意哪天早晨和她一起去矮山看看那里的地。

他让阿南德给《特立尼达卫报》打了电话，然后和图尔斯太太一起去了巴士站。他在那里颇为紧张，图尔斯太太穿着白色的长裙子，戴着面纱，手臂上从手腕到肘部都戴着镯子，脖子上戴着金项圈，在西班牙港的街上十分引人注目，毕司沃斯先生害怕自己可能会被报社的人看见。他靠在一个街灯柱上，把自己的脸遮起来。

“固定的巴士班车路线。”过了一会儿他说。

“在矮山，车总是准时出发。”

“我看还是不要给每个孩子一头山羊，应该给他们每人一匹马。骑着去上学，骑着回家。”

最后，车终于来了，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之外空无一人。车身是在本地制造的，用锡、木头、油毡和裸露在外面的大螺钉制造的粗劣车厢发出刺耳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夸张地在粗糙的木头座位上颠来颠去。“只是练习一下。”他说。

在马里乌终点站的时候，城市突然消失了。道路变得蜿蜒倾斜，山野时不时转入眼帘。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指着一丛生长在环形岛上的灌木说：“土地？”他们经过三间挤在一起的莫名其妙的棚屋。两个黑色的水桶立在黄色的院子里。“板球场？”毕司沃斯先生说，“游泳池？”

经过许多曲折和攀援之后，道路笔直地朝一个宽阔的峡谷延伸下去。山看上去荒无人烟，树冠一个压着另一个：一团凝结的绿意。但是，随处可见的褪色的单坡茅草屋顶给宁静的暗绿带来一丝暖意，昭示着人迹。道路的两边都有房子和小屋，遍布各处，而且被绿色的树木遮挡着，从车里看出去，矮山好像缝缀着五颜六色的补丁：锈迹斑斑的屋顶，粉红色或者是赭石色的墙壁。

“下一辆去西班牙港的车十分钟后开。”售票员搭话说。毕司沃斯先生上了车，图尔斯太太把他拉了下来。“他们先要倒车。”车在一个肮脏的小路上倒了车，然后停在路边一棵鳄梨树下。

司机和售票员蹲在树下抽烟。在路对面，汽车倒车的小路旁边，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处敞开的场院，隆起的土堆和褪色的花圈表明那是一个坟场。

毕司沃斯先生朝那荒弃的小墓地和肮脏的小巷挥挥手，小路经过几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