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山上危险的、事实上没有人走的路。如果不是山上的空地显著地扩大，引起了看守人的注意的话，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守人是一个忧郁的人，跟着地产一块过来的，像那头骡子一样，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但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不得不应付差事。

格温德和琴塔根本不理会人们的悄声议论和沉默。W.C.塔特尔则怒目而视，不停地练习哑铃。他的妻子看上去好像受了冒犯。塔特尔家的九个小孩拒绝同别的孩子说话。

村民们最后终于开始对付图尔斯家族。许多图尔斯家的孩子们去西班牙港上学，他们在公墓附近的终点站搭乘七点钟的巴士。村民们发现每小时一班的巴士十分准时，便开始在巴士还没有到达公墓的时候就上车，宁可多花一分钱也要保证自己可以坐着去西班牙港。然后，孩子们就发现七点钟的巴士来的时候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没有人下车，也就无从谈起剩余空位的争夺战，大部分孩子好几天没有去上学，直到W.C.塔特尔皱着眉头表示他的谅解，主动要求用他的卡车送孩子们上学，价钱和巴士价一样。

卡车必须早晨六点钟到达美国人的营地，因此孩子们只能五点半在学校下车。他们为此不得不在五点差一刻时就离开矮山。这样，他们必须在四点钟起床。天还黑，他们挤坐在卡车的后木板上，在寒冷中穿过群山，经过树枝低垂的树丛，因为寒冷而牙齿打战。他们到达西班牙港时，路灯还亮着。他们被放在学校外面，那时候报童还没有送报纸，仆人也都还没有起床，学校的大门都没有开。他们借着黎明前的曙光，在人行道上玩跳房子的游戏。女子学校的看守员六点钟起床，慌忙穿上衣服放他们进去，请他们不要发出太大的声响，以免吵醒他还在熟睡的妻子。看守员家的房子很小，只有两间屋子和一个狭窄的半露天的厨房，而看守员家里有很多口人。他们已经习惯了早晨穿着随意的衣服在学校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他们在院子的沙地上刷牙漱口，他们争吵，他们赤裸着身子从屋子里溜到屋子外面的浴室里，然后在露天里用毛巾擦身子，他们在酸豆树下做饭吃饭，他们公开晾晒内衣。但是现在，从黎明时分起，一切都不同了。就在看守员和他的家人默不作声地吃早饭的时候，孩子们也开始觉得饥饿，于是开始吃三个小时前给他们准备的午饭。这是吃午饭的最好时机，因为到了中午的时候，咖喱饭就会发红变馊。那些一直把午饭留到中午的孩子们往往用饭菜来换面包和奶酪，就这样，即使是图尔斯家的饭菜也为印度菜赢得了名声，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返回矮山还有别的麻烦。孩子们三点钟离开学校，而卡车六点离开美国的营地，因此孩子们不可能在八点钟之前到家。而且西班牙港的巴士服务越来越糟糕。因为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和禁令，城市里的巴士很少，矮山的巴士往往是给那些并不走完全程的旅客服务的。为了搭乘巴士，孩子们往往要走将近三英里的路到火车站的巴士终点站。最后一班不拥挤的巴士是在两点半，要搭乘这辆巴士，就意味着要在刚吃完午饭时就离开学校。希望搭乘三点半的巴士的孩子们往往两点半的时候离开学校，步行到终点站，加入等候在那里的人群。等车的人并不排队，因此一辆巴士开来时会立刻引发一场混战。人们从敞开的窗户爬进去，爬上轮胎和油箱盖，挤开后车厢的紧急出口；这样，即使一个孩子设法先从车门挤上巴士，所有的座位也都被占据了。于是孩子们就步行，直到一辆没有客满的巴士或者从美国人营地回来的卡车捎上他们。图尔斯太太从她的房间里递出话来，说孩子们如果在下午回家的路上齐声唱歌就会减轻疲倦；如果女孩子们被调戏了，她们就脱下鞋子（她们穿着有波纹鞋底的鞋），用鞋子敲打调戏者的头。

最后，图尔斯家终于买了一辆汽车，其中的一个女婿开车载着橙子和孩子们到西班牙港去。那是一辆三十年代早期的福特V8，外表还算雅观，而且如果负载没有那么重的话，汽车开起来不会摇摇晃晃。在孩子们和橙子的重负下，汽车的后轮压得很低，汽车前盖轻微地向上倾斜，遇到陡峭的斜坡时，孩子们必须下车。汽车常常抛锚，那个对汽车一窍不通的司机就让孩子们下来推车。孩子们像一群蚂蚁围着一只死蟑螂那样围在汽车周围（女孩子们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推着拉着。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推一英里多的路。有时候他们把车推到山坡上，在汽车滑下来时跳到一边，听见汽车发动之后，跟在车后面追撵，司机催促他们快点上车，一次蹦上三个孩子。然后引擎停止了，他们坐着，蹲伏着或者半站在车上，像窒息了一般沉默不响，等着发动机无用的、刺耳的哀号。有时候汽车到达西班牙港时，一边的汽车前盖掀起来，一个孩子坐在车翼上，起到类似于泵的作用。这使孩子们远比司机高兴，因为他没有带午饭。有时候汽车好几天都被搁置在那里。孩子们就搭乘卡车到西班牙港去；或者他们搭乘七点钟的巴士，这是放松了警惕的村民们意想不到的。

福特V8最后还是被废弃不用了。有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女婿，不了解孩子们的遭遇，有一天晚上开车去西班牙港看电影。房子里整个晚上灯火通明，姐妹们忧心忡忡，拿着防止调戏者的木棍，沿着西班牙港的路来回走了好几趟。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