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是多么辛苦。弯着腰，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太阳烤晒着，天天如此。”

“腰酸背痛，”寡妇说，弯着脊背，手放在疼痛的地方，“我可知道其中的辛苦。只不过种植一英亩地，我都快散架了。”

“在苏联完全不是这样的，”奥华德说，“没有腰酸背痛也不用弯腰。在苏联，你知道他们怎么种植水稻吗？”

她们都摇摇头。

“从飞机上播射。不是射子弹，是喷射稻种。”

“从飞机上？”那个种稻子的寡妇说。

“从飞机上。你只用几秒钟就种完你的地了。”

“小心别漏了哪里。”毕司沃斯先生说。

“还有你，”奥华德对苏诗拉说，“你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就像你喜欢的那样。”

“我一直都这样对她说。”图尔斯太太说。

早已厌倦了一天到晚服侍图尔斯太太的苏诗拉，她憎恨药味，一直想求来一个安静的杂货铺养老，居然也点头称是。

“在苏联你会成为一个医生。免费学习。”

“像你一样的医生吗？”苏诗拉问。

“就和我一样。没有性别上的区别。从来没有那些只让男孩受教育女孩靠边站的蠢话。”

琴塔说：“维迪亚德哈一直告诉我他想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

这是谎话。维迪亚德哈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航空工程师，他只是觉得它们听起来好听。

“他会成为航空工程师的。”奥华德说。

“从油箱里喷射稻谷，”毕司沃斯先生说，“那你觉得我呢？”

“你，穆罕·毕司沃斯，社区福利官。等他们破坏了人们的生活，剥夺了他们的机会，就会派你这个清道夫去收拾残局。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花招，妈妈。”

“是的，孩子。”

“嗯-嗯-嗯-嗯。”布莱吉小姐咕噜着。

“他们只是拿你当工具。你们给我们五百元的利润。喏，我们给你们五元钱的救济。”

姐妹们频频点头。

哦，上帝，毕司沃斯先生想，又一个想要我丢工作的黑心家伙。

“但是你并不是真的资本主义的奴仆。”奥华德说。

“不完全是。”毕司沃斯先生说。

“你也不完全是一个官僚。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人。”

“是的，我看也是。是的，伙计。”

“在苏联，如果他们认为你是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他们会给你房子，给你食物和钱，然后告诉你：‘尽情去写吧。’”

“真的吗？”毕司沃斯先生说，“一座房子，就这样给了吗？”

“作家们一定会有房子。别墅，一座在乡间的房子。”

“为什么，”图尔斯太太问，“我们为什么不去苏联呢？”

“啊，”奥华德说，“他们正在为此而战斗。你们应该听听他们是怎样对待沙皇的。”

“嗯-嗯-嗯-嗯。”布莱吉小姐说，姐妹们都神情肃穆地点着头。

“你，”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他满心敬佩，“你是共产党员吗？”

奥华德只是微笑着。

当阿南德询问他作为一个为革命奋斗的共产党员，怎么又会在政府的医疗机构工作的时候，奥华德也同样含糊其辞。“苏联人有一句谚语：‘乌龟可以潜伏到泥水里，但是仍然出淤泥而不染。’”

一周结束的时候，整个房子都沸腾了。每个人都在等待革命。人们更深入地学习《苏联宪法》，仔细阅读《苏联周报》，超过了阅读《特立尼达卫报》和《卫报》。以前的观点都被动摇了。那些读者和学习者兴高采烈地以为他们生活的社会就要被粉碎，不用再用功读书，开始鄙视他们从前尊重的老师，认为他们是消息不灵通的傻瓜。

奥华德成了万能选手。他不单单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有卓越见解，也不仅仅精通板球和足球知识，还精通举重、游泳、划船，同时对艺术家和作家另有见地。

“艾略特，”他告诉阿南德，“我以前看过他很多书。美国人，你知道的。《荒原》。《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之歌》。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你和我都一样。我对艾略特只有厌恶。”

阿南德在学校学舌：“我对艾略特只有厌恶。”他还补充说：“我认识一个认识他的人。”

在等待革命的同时，他们还是要生活。帐篷拆掉了。姐妹们和已经出嫁的外孙女们也离开了。客人们不再成群结队地到来。奥华德开始在殖民地医院工作，有一段时间人们就借着奥华德以前做手术的故事满足自己。那个难民医生被辞掉了，奥华德亲自照顾图尔斯太太。她的身体状况有了惊人的好转。“这些医生从二十年前开始就再也没有学过什么了，”奥华德说，“他们才不会看期刊追随新进展呢。”几乎所有的英国邮局都给他寄来期刊和药物样品，他得意地把样品展示出来，虽然有时候会尖刻地批评它们。

姐妹们不再一起做饭，但是共同的生活仍然在继续。姐妹们和外孙女们常常会来过一夜或者在这里度过周末。她们向他诉说身体的疾病和不适，他免费给她们看病，给她们注射新奇的药物，据他说这些药物在殖民地尚不为人知。姐妹们发觉有了奥华德她们就不需要付费找别的医生看病，而她们之间也会小小地攀比谁得到的诊疗药剂最昂贵。

奥华德越来越成功。很长时间以来房子里都在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很多在读和在学习的人都做得不好而又不得不勉强努力。但是现在奥华德说这样强调学习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得天独厚的禀赋。体力、手工技能和学业上的成功同等重要，他说在苏联，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是平等的。他组织游泳队、划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