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已经到站，也就不需要再并肩前行了。

刚上高三的时候，我经常在图书馆碰见你。你说你要去北京，问我想考去哪里。我说还没想好，但其实在得知你要去哪儿时，我这句话就是个谎了。

碰巧的次数多了，我和你开始无声无息地执行同样的作息计划，早上七点在操场读书，晚上七点在图书馆自习。你每晚都会送我到离家最近的路口，看着我走进小区。我一直不肯换掉那只旧手机，因为里面全是你说的“晚安”。

高考那几天，一直在下雨，随着考试结束，不仅雨停了，居然还出现了彩虹。几乎所有人都像疯了似的往海边去，我和你也挤上一辆塞满了学生的双层巴士，车子在唯一一条沿海公路上狂奔，摇摇晃晃那一路，我好几次不小心撞在你身上。

而你呢，整个人像嗑了药似的，一到海边就毫不忌讳地脱了衣服钻进水里，游了一个来回再跑上来拉着我大声尖叫。我的洒脱，只够用来挽起裤脚站在浅海。你说这样太没意思，我笑着点点头，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一个无趣的人啊。还好，自从认识你，那些被我搁置许久的叛逆，也终于被需要了。

那个无所事事的夏天，我总陪你来游夜泳。晚上的海像一盒洒了的墨汁，浪花拍岸的声音特别响，方圆几百米都见不到什么人。远远看去，海里孤身一人的你，就像个弃儿，正在努力上岸。

过了好久我才明白，人生每一次斗转星移的告别，对你来说，都只是对过去又一次的叛逃罢了。

到了十九岁，我和你都在北京。我们的大学相隔二十个地铁站，最初那一年，我们俩都抵受不住这座城市的冷和贵，总是不辞辛劳地往一块儿凑，没多久就把学校附近的馆子吃遍了。

有一天你说，我们也去簋街吃小龙虾吧。那时候七块钱一只的小龙虾，个头已经相当大，我们穷凶极恶地吃了四五十只，好不容易吃饱了，你半个月的生活费也没了。

等再有钱时，我们已经足足吃了一个月学校食堂的馒头，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吃涮羊肉。南城那家店人满为患，每次排队就得花上两个小时，可那儿一盘大白菜才要两块钱，再点一篮烧饼、两盘肉、三瓶啤酒，用不了多少钱就能把肚皮撑圆。我还记得那儿的老铜锅，总得有几处委屈地瘪着。锅底只有几片姜、几个虾米、几个枸杞，沏上沸水，手切的羊肉片、羊上脑在滚烫的清汤里稍许一涮，蘸上掺了腐乳的麻酱，只一口就不能更销魂了。

那时候，北京地铁还停留在两元时代，公交车也大多是四角钱一趟，你却打着省钱的旗号买了一辆快散架的二手自行车。到了初夏，你就载着我在东四一带乱窜，钱粮胡同、美术馆后街都走过不下百遍，有时也像个游客似的，沿着筒子河去景山前街，赶在傍晚时迎着故宫的角楼看落霞与孤鹜齐飞。

我时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会在你的自行车后座上就这么一直坐下去了。错觉么，总是稍纵即逝。当我问你，打算什么时候找个女朋友时，你一本正经地回答，就最近吧。是啊，想来这些被大把消磨的时光，也只不过是在告诉我，什么叫作时不再来。

你说到做到，那天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找过我。过了两个月，我终于按捺不住，打着借车的名义跑去学校找你，却扑了个空。你同学把车子推给我，告诉我说，你跟女朋友去香山了，晚上肯定不回来了，要我先走。

我接过自行车，从北到东骑了二十五公里，到宿舍时，身上的衣服足足能拧出水来。我若无其事跑去洗澡，在澡堂结结实实摔了一跤，挺疼的，但我忍住没哭。

大学上了两年，我身边的人几乎全在校外做兼职——发传单、卖手机、做饮料促销。我也找了份家教的活，每周两次，骑着你那辆破自行车，去给一个初中生补习英语。

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啃着食堂的包子去停车，你牵着一个姑娘坐在路灯下面，笑盈盈地等着我。我狼狈地把包子塞进口袋，你正好站起来指着她说，这是我女朋友，再指着我说，她就是我高中同学，冯筝。

认识你五年，多该在这时候替你说几句漂亮话，但是真抱歉，那一刻我想起来的，全都是你对我的好。

姑娘爱吃辣，你就带着我和她去鼓楼大街吃串串香。一大捆竹签浸没在一指厚的红油里，我每啃一串就得揩一下鼻涕。姑娘和你坐一排，你没怎么吃，光顾着看她宠辱不惊地吃辣了。我也忍不住偷偷瞧她，她吃串串时歪着的脑袋，她拿着勺子舀红糖冰粉时不自觉翘起的小拇指，看起来软绵绵的，连我都想捏一捏。

吃过饭，你站在门口搂着姑娘说，你们准备去MAO看今晚的live，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谎称明天一早有课，跟你们就此别过。走着走着，我突然决定去看一场话剧，那是你念叨许久的《恋爱的犀牛》。

我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票，原以为会在剧场哭得稀里哗啦，但生活远不如舞台用力，你有了女朋友，我的日子还得照常过下去。

那天半夜，我被胃痛叫醒，翻开手机竟然收到你的信息。只不过你说的是，过几天你来找我把自行车取走。我回了一句晚安，你没再吱声。

一夜之间，我像是被打回原形，回到了平庸无力的十六岁。你知道吗，这感觉糟糕极了。

就在我以为，你要彻底跟我的人生告别了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接到那姑娘惊慌失措的一通电话。她说你失踪一个月了，虽然报了平安，但你怎么都不肯说自己人在哪儿。

我站在北京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