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段，不再代理他的不朽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来对待的人，才能写出这几个字来。很少有人能到达这个极限，可是凡是能到达的人都知道，真正的自由就在那里，而不在任何别的地方。

这些念头穿过了歌德的脑海，可是他一下子便忘记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疲惫的老人，他的记忆力已经衰退。

第二部 不朽 11

我们还记得，她第一次来看他时装作是个小姑娘。二十五年以后，一八三二年三月，当她获悉歌德病危时，她马上派了一个孩子——她的儿子西格蒙德——到他家里来。这个生性腼腆的十八岁的小伙子根据他母亲的安排，在魏玛待了两天，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歌德知道：她把儿子像大使般急匆匆送来，为的是让他一看见这个孩子心里就明白，死神已在门后跺脚。从此以后，歌德的不朽将掌握在贝蒂娜的手中。

接着，死神把门打开，歌德和它斗争一个星期以后，于三月二十六日去世。几天以后，贝蒂娜写了一封信给歌德的遗嘱执行人米勒大法官：“歌德的去世的确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但这不是一种悲伤的印象；我无法准确地表达，可是我想，最接近的说法应该是一种光荣的印象。”

我们要好好注意贝蒂娜这个精确的说法：不是悲伤而是光荣。

不久以后，她又要求这位米勒大法官把所有她以前写给歌德的信都寄还给她。在重读这些信以后，她有一种失望的感觉：整个故事还只不过是一个草稿，当然是一部巨著的草稿，可是仅仅是个草稿，而且是个不完整的草稿。一定得开始工作。这项工作经历了三年：她修改、重写、补充。如果说她对自己写的信不满意，那么歌德写的信就更使她灰心失望了。在重读那些信时，她感到自己被它们的简短、含蓄甚至荒谬所刺伤。他仿佛真的把她当作小孩，他经常把他的信写成像是给女学生念的有趣的课文。因此她不得不改变语气：“我亲爱的朋友”变成了“我亲爱的心肝”；他对她的训斥都被一些亲切的附加语缓和了语气，另外一些附加语会使人体味到贝蒂娜在被迷惑的诗人身旁起了如何的激发灵感的作用。

她还使用了更加彻底的办法：干脆重写。不，她没有改变语气，语气是正确的。可是她改变了日期（为了掩盖他们通信中出现的，也许会揭穿他们感情稳固性的长时间的停顿状态），她删掉了很多她认为不合适的段落（譬如她请求歌德不要把她的信给别人看），她另行发挥，使被描写的情况更富有戏剧性，使她对政治和艺术的意见更加深刻，尤其当问题涉及音乐和贝多芬的时候。

她到一八三五年把这本书写完，出版时的书名为《歌德和一个女孩子的通信》。直到一九二九年原信被发现并出版以前，没有任何人对贝蒂娜信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

唉，为什么她没有及时把这些信付之一炬呢？

请您设身处地考虑一下：烧毁一些珍贵的私人文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像是要您自己承认您的日子已经不长，明天就要死了。所以您就日复一日地把销毁的时间拖延下去，一直到有一天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人们指望不朽，可是忽视了不朽与死亡一起才有意义。

第二部 不朽 12

幸好我们这一世纪的最后阶段给了我们回过头来评价的机会。也许我们敢于这样说：歌德这个人物正好位于欧洲历史的中间。歌德是绝妙的正中的一点，中心。中心，决不是厌恶走极端的懦夫，而是欧洲后无来者的能保持两端完美平衡的牢固的中心。歌德年轻时学习炼金术，可是后来又变成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同时又是不爱祖国的欧洲人；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却几乎不离开他那个省——小小的魏玛；他是自然的人，同时又是历史的人；在爱情方面，他既是放荡的，又是浪漫的。而且还有：

我们还记得在像患了小儿舞蹈病的蹦蹦跳跳的电梯内的阿涅丝。尽管她是控制论的专家，却弄不懂这架机器的技术脑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像她每天都遇到的所有东西（从放在电话机旁边的小电子计算器到洗碗机）的机械装置一样奇怪和难以理解。

而歌德就曾生活在这个短暂和惟一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技术水平已经能提供一定的舒适享受，然而只要受过教育，倒还能搞清楚周围工具的性能。歌德知道房子是用什么造的、怎么造的，油灯为什么发光，他的望远镜中的机械结构。他大概不敢做外科手术，可是因为他曾观看过几次，所以他和替他治病的医生谈得很投机，就像也是个内行一样。所有的技术产品对他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是透明的。这就是欧洲历史中间的伟大的歌德式的一分钟。这一分钟将留给日后被关在蹦蹦跳跳的电梯里的人一道怀旧的伤口。

贝多芬的事业开始于伟大的歌德式一分钟结束的时刻。世界逐渐失去它的透明度，变得模糊不清，变得不可理解，冲进了不可知的泥潭。至于被世界出卖的人则逃进自己的内心世界，陷入怀旧、梦幻、反抗；他被在他心中响起的痛苦的声音所震惊，再也听不到外界的呼唤了。内心的呼唤，对歌德来说，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噪音。他憎恶声音，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不能容忍远处花园深处的狗吠声。据说他不喜欢音乐；这不是事实。他不喜欢乐队，他热爱巴赫。巴赫把音乐想作是独立而清晰的声音的透明音律；可是在贝多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