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沉的孩子”。这种孩子出去与人捉迷藏、跳绳、踢毽子是不会占优势的。但我很快在另一领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就是讲故事。十岁左右的我已给我的朋友讲述过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在讲述中，我并不忠实于原著，一些细节我记不清了，或我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命运的安排，我便按我的意愿去即兴。比如讲到《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看着珂赛特被她的恋人带走，他与她很长久地对视一眼，一下子明白了潜在他俩之间真正的感情，他们都忍下了眼泪。这是我发挥的。我认为他们之间不止是一种父女情感，还有最伟人的爱情深植于他们，这爱情的纯度与力量正在于毫无可能去实现它；它的诞生就伴同着牺牲。因此，经我叙述的经典小说，都是走样的，在我的有意和无意中，它们变成我自己的版本了。我从不肯老老实实复述一个故事。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便是我创作欲最初的体现。后来“文革”来了，“文革”就是把一切“文”都“革”掉，父母和他的朋友们一夜间成了反动作家，反动文人，反动这，反动那。大家的书被烧了，被抄家抄走了，被封存了。我的故事，走样归走样，毕竟成了我同龄朋友们的书。一天看着几个红卫兵朝我们的父辈作歹，我大声说了句雨果的话：“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听过我故事的伙伴们疯子一样笑了。

现在想想我那时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讲述成年人复杂的故事和情感，我惊异自己的早熟，几乎是个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

“文革”后，父亲与他的朋友们又做他们的文人、作家了。去掉前面的“反动”，一大堆痛苦经历却留在他们生命中了。他们变得不那么认真，或叫做“看透了”，痛苦的事情常拿出来插科打诨着说。我却听得很细，记得很牢，再去润了色讲给我的同龄朋友。一天，断电了，干不了别的，只有讲故事。我讲到一个画家和狗的故事。突然来了电，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有泪。

我心里过意不去，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添枝加叶，几乎无中生有编出来的。编故事，不就是小说家头一件要做的事吗？看来这头一件事我干得不坏，那么我来用笔编着试试？很轻松的，我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了。头一回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我就跟不认得它一样，瞅了它好久。那时我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尚没有想到文学创作是件非常严肃的职业，它该包含大量的、沉重的思考。二十一岁的我仅从铅印的名字中得到快感，就够了。

渐渐地，铅印的名字对我不再有刺激。真正的快感来自于几行被写讫的，令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