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地反衬着日本国内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的人们，以及中国对此麻木不仁的同胞们。这是个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深处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口。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处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你们知道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干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干。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热中走到酒店门口，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深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数。似乎每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之类的对残忍的浪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部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头只当风吹帽”之类的浪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

从魔幻说起

——在WilliamsCollege演讲之中文版

试着想象一下：一八六〇年—一八七〇年的旧金山，通常在马路上出现的总是新面孔，一些远航而来的海员，一念之差便决定留在陆地，中止航海生涯；而严重缺员的各艘邮轮或货轮不得不以绑架为手段，将一些当地的、并无航海经验的青、壮年，抑或老年男子掳上船，迫使他们开始苦役般的航海生涯。在那时的字典里，上海（Shanghai）是个动词，就是指这类被迫的、遥遥无期的，甚至有去无归的远航。上海这个地名，也曾像中国一样，代表最远最陌生的目的地。

再想象一下：这座粗略搭建的离太平洋最近的城市，挤满各种族的人——以男人为主，人们从各方向、各国度扑来，因为MrSutter在一八四八年宣布：此地有黄金。赶来淘金的人们来得太急，把秩序、道德、政治、宗教，连同他们的真实身份，或好或坏的名声，以及他们或大或小的犯罪纪录一并留在身后。这些人甚至是从不洗衣服的，因为仅有的几家中国洗衣店没有足够的劳力，必须把成船的脏衣服航运到中国，洗毕熨就，再运回来至少也需三个月，而三个月后这些衣服多数成了无主的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离去了，一些人改名更姓了，一些人干脆停止了存在。因此中国洗衣店老板们通常只得把无人认领的衣服挑往当铺。到处是当铺，那里有无数来历不明的珍宝和垃圾，那里是物资循环和资金周转的枢纽。

再想象一下：这个男人的城市里最先出现的女人们，她们不是随自己的丈夫和家庭来的，她们同样有一番历险的抱负。既然男人们把宗教、道德都远远留在故乡，那么有关娼妓的概念，也未被他们随身带来，因此当一个美丽的娼妓穿行于闹市，人们都停下无论多忙乱的脚步和动作，向她行注目礼，有人竟优雅地微微掀起礼帽，仿佛他们并不清楚伯爵夫人和娼妓的区别是什么。

这就是人们称之为BarbaryCoast的北部加州。这就是我小说的女主角扶桑的生态环境。那样的生态环境不像真实的，而近乎魔幻现实主义式的（Surrealistic），因此在这里找金子的同时，更是在寻找Fantasy（魔幻）。

请再进一步设想：在这样一块充满魔幻（Fantasy）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群梳长辫子的男人和裹小足的女人。他们是远涉重洋而来，以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在城市的东北角落建立起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教堂，因此这些矮小单薄的黄面孔被称为男异教徒或女异教徒（HeHeathenorSheHeathen）。这些有着三寸金莲的中国女人都是娼妓。因为美国当时的移民法不允许中囯男人携带妻子入境，于是大量的中国女人走私入境。唐人街是以它的洗衣店、烟馆、饭馆、妓馆形成它最初的规模。这些步态扭捏的年轻东方女子使这个满是Fantasy的城市又添一层Fantasy。不难想象那些白种男童第一次见到这些中国娼妓的情形。在一些史料中，记载着一八七〇年，政府对八岁至十四岁的白种男童进行了普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