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鞭弭周旋，相习成风。金钱万能，群趋若鹜。礼让之大节尽失，国家之信念无存。军阀祸国，人民切齿，痛定思痛，于斯极矣。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止内争，专意建设。是以远投边塞，拓土移民，凡开渠植树修路造林诸端，无不提倡。恤贫、养老、兵士屯垦诸策，无不推行。以过事实，谅所共见。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军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横暴既张，义忿斯动，以是群起出抗，云集景从。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皖赣邻封成破竹之势，徐淮袍泽挫强敌之锋，未至兼旬，溃退千里。人心向背，于斯可知。犹复野心未死，强逆趋势。驱师入关，转而图北。用兵弗戢，终于自焚。郭军长（松龄）痛于东省人民水热之困，深怀故国荆棘之悲，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返旆之初，芳辰（李景林）原约援助。迨至榆关战捷，孤军深入，乃芳辰二三其德，对茂辰（郭松龄）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玉祥为促进和平计，不得已而用兵。现在芳辰溃逃，京津肃清，直省负责有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图郭军长逼近沈阳，一朝颠覆。道路相传，闻已殉死乡国，未遂初衷，终成尸谏，果系事实，殊堪悼惜。雨亭（张作霖）经此痛创，渐有觉悔，善战者当服上刑。舟中人尽成敌国，古训昭垂，可资警惕！玉祥鉴于武人专断，每恃战胜余威，把持政权。追溯往事，辄为痛心。此次侥幸获胜，亦已不武。又何敢贪天之功，自贻伊戚。值兹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人民得资休养，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则造疑惑众者，可以息止。而挑拨是非者，失所凭依。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吴佩孚）学深养粹，饱经世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孙馨督（传芳）、萧珩督（耀南）、方耀督（本仁）、阎百督（锡山）、岳西督（维峻）、孙禹督（岳）共起义师，克奏奇勋，均不世之功。从此延请国内贤豪，公开讨论。干诸大法，纳诸轨道。凡关于国计民生，自宜各纾伟抱，共济艰危。玉祥既无学识，复乏经验。以之治国，无益苍生。以之治军，定累袍泽。与其贻误将来，见讥国人，莫若早日引退，庶免咎戾。除另呈辞职外，当即时解任，还我初服。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通电取消。此后咸属国军，不再沿用国民军名义。自电达以后，凡以政事而见教之宾客，一律谢绝。凡因职位而惠赐之文电，恕不作复，以示决心。玉祥解职而后，拟即出游，潜心学问，略有一得之愚，窃愿贡之国人。谨布腹心，敬祈鉴察。冯玉祥。东。印。

　　冯玉祥辞职下野后，以张之江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冯的辞职通电是希望和吴佩孚捐弃前嫌，因此对吴有学深养粹的评语，且希望吴在饱经世变后，能够不算旧账。至于冯对奉张则一片声讨的口气，好像此仇不共戴天。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征，今日为友，明日为敌，昨日之敌，今日之友。然而吴对冯是咬牙切齿，真正不共戴天，当吴再起时，不过想借讨奉为手段，其真正目的是讨冯，所以冯想和吴妥协，吴是不会接受的，何况吴、奉合作之局已成，吴势不能弃新欢而修旧“好”。

　　吴佩孚在冯玉祥下野后，突然又成为各方生拉活扯的重要人物。据说段祺瑞欲任吴为“七省治军使”。直鲁联军通电称吴为“我帅”。吴仍主张恢复法统，孙传芳亦愿移樽候教。而张之江则有世电：“愿追随我帅之后，勉效驰骋。”豫岳（维峻）直孙（岳）也为之效应。

　　这是吴佩孚失败后再起的黄金时代，可惜吴不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运用政治手腕，以恢复当年四照堂未竟的全功。他个性倔强，有所不为，不肯在奉张形势低潮的时候，乘人于危，所以他决定联奉后就以讨冯为目的，吴宣称对各方均愿化敌为友，只与冯一人为敌。

　　这时广州革命势力正如日东升，广州国民政府为促使北洋军人一致觉悟，曾发表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意见本来和吴佩孚的政见是相同的，平心而论，吴在北洋诸将中算得上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物，他自衡阳撤军后，即以团结对外为鹄的，不过他的团结对外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因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呼吁，他并不重视，他不能参加革命阵营，对他是一个损失，对当时局势也是一个损失。其实吴这时对护宪问题已不坚持，对曹锟复职，他亦不赞成，对南方无用兵之意，对北方腐败势力则久所痛心，所以他是北洋军人最有资格可以参加革命阵营的，可惜他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重，同时又不愿投机，因此不仅他参加革命阵营成为泡影，同时却迫使冯玉祥和唐生智两人参加了革命阵营。如果吴懂得投机，他当时一面与冯合作讨奉，一面和广州革命阵营结合，则他个人的功名事业不必说，历史也会改写的，可惜吴太顽强。

　　吴这个人，不顾利害，不计成败，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结果这一次的再起，又只是昙花一现。

　　这是北洋混乱的时期，也可说是垂亡时期，有力量的如奉系正在自相残杀，使其元气大伤。在此以前北京政府的后台军阀就是大老板，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