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钱，吴佩孚援湘军事也要钱。杜锡珪既非巧妇，如何能为无米之炊，顾维钧以办外交能手而负责财政，其意不过是动洋人脑筋，也毫无作为。

　　当奉军入北京后，“讨赤”的气氛非常强烈。邵飘萍在那个时候是个炙手可热的新闻记者，在郭松龄倒戈时，帮郭骂张作霖，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郭和冯玉祥联结，这时他正大捧冯玉祥，所以张作霖对邵飘萍恨得咬牙切齿，必欲得之而甘心。当奉军进占北京，邵飘萍自己也知道处境危险，所以及时避入东交民巷，住在六国饭店。奉军派出特务去疏通邵的好友张汉举等，告以奉方对邵已有谅解，不会采取任何激烈行动，尽可放心回家。邵在东交民巷的生活很不习惯，因此就相信奉方不会对自己有什么举动，恰巧这个时候，邵的家人吵架，在家中大打出手，双方均打电话给邵诉苦，要求邵回家处置，邵乃在电话中答应即日回家，怎知邵的寓所已早在奉方便衣特务监视中，邵一出东交民巷就被跟踪，邵返抵家尚未进门，就被门口的特务逮捕，这是15年4月20日下午7时左右的事。

　　25日邵的报界友好和新闻记者13人联袂往谒张学良为邵求情，张学良以手作砍头式回答，大家知道邵是凶多吉少了。26日上午5时左右邵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奉方发表公报说邵飘萍宣传“赤化”，应予处死。

　　杀邵的方法实不高明，邵被杀后，北京空气极为紧张，很多报刊都纷纷自动停刊，以免遭殃。原来民国初年军阀时代，新闻却是相当有自由的，军阀们虽然蛮不讲理，可是对新闻批评大体还能容忍。直到奉军入京后，形势才为之一变，邵飘萍被枪毙后，人人为之自危。

　　接着发生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枪毙的案子。15年8月6日清晨，宪兵司令王琦派兵到林白水家中去抓林，一共开来了三辆军用卡军，好像抓江洋大盗，宪兵说请林先生到司令部去谈话，结果车子直驶天桥刑场，仅在前门外宪兵分队停了10分钟，是打电话向王琦请示，总计从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3小时。行刑前行刑人员问林有没有遗言，林说：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

　　林白水被枪毙以后，第二天《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也被捕，被捕的情形和先一天林白水被捕完全一样，由三辆军用卡车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关进一间小房，由荷枪实弹的奉军驻守，成舍我心想，此命休矣。他是一位正直的记者，在军阀时代，他所表现的，和那一般寄生虫一样的“记者”完全不同。他的报纸是靠销路维持，他的从业人员都是考试进入，第一批考入的三名编辑记者中，有一位是黄少谷。

　　成舍我的被捕，是因为他的报纸敢说敢写，对于奉军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从不接受任何金钱上的补贴。他的报纸是正统的舆论，讲是非，别善恶，正因此而触怒了奉方，认为他一定有背景。他被捕后幸得孙宝琦出面向张宗昌疏通，而张宗昌正推荐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对孙颇为买账，因此成舍我被捕四天后竟死里逃生，被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