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尊严的火花。但如果这份尊严让你有所反抗，那么你必然惹了大麻烦。集中营里有着不成文的铁律，“zurüchschlagen”：敢于以牙还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罪过，尤其对于“新来的”，这种念头只能放在脑子里。对任何犯了这项罪过的人必须杀一儆百。其他兼职囚犯蜂拥而至，扑灭对秩序的威胁。他们会暴怒而巧妙地殴打“罪犯”，直到他驯服或死亡。特权，当然，捍卫和保护特权。

我现在还记得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把特权说成“protekcja”，发音为“普罗泰克斯亚”，显然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有人曾告诉我一个意大利“新来者”的故事，一名游击队员，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投入劳动营。那时他还精力充沛。在分汤时，他就挨了打，而他居然胆敢推搡负责分汤的囚犯。后者的同事们立刻赶过来帮忙。“罪犯”被当作杀一儆百的例子，脑袋按进了汤桶里，活活淹死。

特权的崛起，不仅存在于集中营里，也存在于任何人类群居的环境中。它是一种痛苦却无法消失的现象——只有乌托邦才不存在特权。正义的人有责任通过战争去消灭所有不应存在的特权。但我们不能忘了，这样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时，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通常纵容和鼓励特权。让我们回到集中营这个话题。集中营（甚至苏联的集中营）可以看作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室”：兼职囚犯（他们既是囚犯，又兼任集中营职务）的混杂阶级组成了集中营的骨干，同时也构成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它是灰色地带，简单地定义为“与主／客两个阵营都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个地带”。灰色地带拥有极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内容，让我们难以对它做出正／邪的判断。

勾结纳粹、享受特权的灰色地带诞生于多个根源。首先，权力范围越受到限制，就越需要外部辅助。在二战最后的年头里，纳粹为了对抗盟军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流尽了鲜血，如果没有外部的辅助力量，他们就无法维护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为前线提供新生力量和给养。当德国本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被占领国不仅要提供劳动力，还要提供维持纳粹统治的军事力量——德国权力的代言人和管理人。在这个名单里，尽管程度不一，包括挪威的吉斯林，法国的维希政府，华沙的犹太人事务理事会，意大利的萨罗共和国，负责最肮脏勾当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雇佣兵（从未参加战斗），以及囚犯特遣队（德语：Sonderkommandos）。对于后者，我们还将进行更多介绍。

但合作者来自敌人的阵营，以前的敌人，显然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背叛过一次，就能背叛第二次。让他们只从事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不够；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披上血腥的外衣，尽可能摧毁他们的人格，从而构成一种同谋关系，让他们从此无法回头。各种犯罪组织深谙此道。黑手党就一直采取这种方法，这样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罪行。

第二，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短视地渴望任何形式的权力，即使荒唐地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懦弱；还有，最后的，精明的算计，希望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人们会同时带有一种或多种动机，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动机，都在形成灰色地带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维系灰色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是人们希望在面对没有特权的囚犯时，保留和加强自己已建立的特权。

然而，在讨论迫使某些囚犯在一定程度与集中营当局合作的动机前，我们必须声明——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严格的道德审查是草率的。当然，极权政体的结构、体制应该有最大的责任，而个人作为或大或小的合作者所承担的罪行则是难以估量的。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有机会看看自己在高压环境的所作所为，才有资格去评判这些囚犯的罪行。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很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过：“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我们并不排除受害者也会犯罪，有时客观的罪行还很严重，但据我所知，人类的审判团并没有资格去审判这些罪行。

如果是我，如果被迫让我做出判决，我会很高兴地无罪释放所有在最极端的高压环境中，只在最小程度上与纳粹合作的那些人。在我们这些普通囚犯的周围，充满了一些低等级的兼职囚犯，一个别致的生态群落：清洁员、洗壶人、值夜人、床铺整理员（德国人固执地要求床铺必须平整、被褥叠成方形，他们则充分利用了这微不足道的优势）、虱子疥癣检查员、通信员、翻译、助手的助手。一般来说，他们是像我们一样可怜的家伙，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艰苦的劳动，只是为了多获得半升汤，而情愿担负这些以及其他“三级”职能：无害，有时甚至有用，都是整个工作分出的一些零碎杂务。他们很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