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知识分子，比我们提早了一两年，也遭受了同我们类似命运的筛选——那些不懂德语的人早已退出了舞台。而活下来的人，几乎全是“métèque”（法语：外邦人）。他们过去被法国人不情愿地接纳，现在则进行了令人悲哀的报复。他们自然成了我们的翻译，他们为我们翻译那些日常的基本命令和警告：“起立”、“集合”、“排队领面包”、“谁的鞋破了？”、“三人一排”、“五人一排”等等。

当然，这并不足以让我在集中营活下去。我恳求其中的一个人，一个阿尔萨斯人，对我进行一对一的强化补课。这些简短的课程常常发生在宵禁之时，我们放弃睡眠，喃喃低语。我用面包来支付学费，因为那时并没有其他可用的钞票。他接受了，而我相信面包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用处。他向我解释党卫军和“卡波”的咆哮，用哥特式字母写在营房衍架上的那些愚蠢或讽刺的格言，我们胸前身份号码上方所佩带的颜色标志的含义。于是，我意识到，集中营里的德语——词汇贫乏、高声嗥叫、充满污言秽语和恶毒咒骂——与我化学课本上那准确、朴实的语言，与克莱拉（Clara），我的一位同学，向我背诵的海涅（Heine）诗歌中那精致、流畅的语言，只存在着含糊的关系。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集中营内的德语是一个语言分支：用德语来表达，确切地说就是“Orts-und zeitgebunden”，即“时空之局限”。它是一种变异的、特别原始的，正如德裔犹太语言学家克莱普勒（Klemperer）所说的“Lingua Tertii Imperii”，即第三帝国的语言，而它的缩略语LTI讽刺地对应着当时德语所珍爱的上百个其他缩略语（NSDAP、SS、SA、SD、KZ、RKPA、WVHA、 RSHA、BDM等等）。

关于“第三帝国的语言”以及它的意大利兄弟，已经被语言学者们大书特书。显然，人们会发现，在对人类施加暴力之处，也可以对语言施加摧残。在意大利，我们不会忘记法西斯愚蠢地反对方言，反对“原始主义”，反对瓦尔多斯坦（Valdostan）、瓦尔苏桑（Valsusan）和南蒂罗尔（Altoastesin）的地名，反对“以‘您’相称，因为这是奴态而媚外的”。在德国，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几个世纪来，德语一直自发地排斥外来语，所以德国科学家们急着把“bronchitis”改为“Luftr?hrenentzündung”（支气管炎），把“duode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