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令人筋疲力尽的行军——每天长达50公里的行军，背着背包。落伍者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而任何敢于反对的家长和医生都会遭到政治上的威胁。

还有不能不说的刺青，奥斯维辛土生土长的创造，完全是另一回事。从1942年起，在奥斯维辛，以及其管制下的其他集中营（到1944年，大约有40座集中营）的囚犯号码不再仅仅绘制在囚服上，而是纹在左前臂上。只有非犹太裔的德国囚犯例外。新的囚犯，无论以前是自由之身，还是来自其他集中营或犹太人隔离区，在入营登记时都要由专业化的“书记员”有条不紊而迅速地进行刺青。归功于典型德国人出色的分门别类的才能，一个真实而端正的编号很快形成——男人在小臂外侧，女人在小臂内侧。“Zigeuner”（吉普赛人）的编号，开头字母必须是“Z”。而犹太人的编号，从1944年5月起（从那时起，大量的匈牙利犹太人进入奥斯维辛），开头字母必须是“A”，但很快被字母“B”取代。在1944年9月前，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孩子；他们都在刚到的时候就被送进毒气室。而在华沙起义之后，在街上随意逮捕的整个波兰家庭开始被送进集中营，他们所有人都要刺青，包括刚出生的婴儿。

刺青并不十分痛苦，持续时间也不超过一分钟，但它仍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每个人都清楚它的含意：这是一个无法抹掉的标志，你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这是奴隶身上的烙印，牛羊被送到屠宰场才打上的标记，它标志着你们的身份。你们不再有名字，这就是你们的新名字。刺青的暴力是毫无理由的，本身就是目的，单纯地施加痛苦——把三个帆布号码缝在衣服、裤子和大衣上还不够吗？不，这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一个言语之外的信息，从而让无辜者感到他的判决烙刻在他的肉体之上。这也是原始主义的回归，越发让正统的犹太教徒感到烦恼：事实上，为了区分犹太人和原始人，在摩西律法中，刺青是被禁止的（《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28节）。

四十年已经过去，我的刺青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并不为它感到光荣，但也不为它感到耻辱；我既不展示它，也不把它隐藏起来。我并不情愿把它暴露在单纯好奇者的目光中；然而，如果有人质疑纳粹的罪行，我会毫无迟疑地、愤怒地展示这刺青。年轻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不除去这刺青，而这让我颇感惊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个世界中，并不是很多人带着这样的证据。

我们有必要对自己施加（有用的？）暴力，从而引导自己去讲述最悲惨无助之人的命运。我再次尝次去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