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洋洋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

比如，埃默里向我讲述了一位在达豪集中营研究迈蒙尼德（Maimonide）的朋友，只是他的朋友是集中营医务室门诊的一名男性护士。而在达豪集中营，尽管管理严格，仍然有一个图书馆。而在奥斯维辛，甚至看一眼报纸都是耸人听闻的危险事件。一天黄昏，完成工作后，在列队走过波兰的泥浆地时，他试着再次回忆荷尔德林（H?lderlin）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曾令他颇为感动，但他这次并没有成功：那些诗句就在那，在他的耳边回响，但它们再也无法让他感动。而另一次（显然是在医务室，额外的一份热汤缓解了饥饿之后），约阿希姆·齐姆森（Joachim Ziemssen）的形象——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中那个道德败坏却极有责任感的军官——却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狂喜般的热情。

知识对我是有用的。并非每时每刻，有时可能通过隐秘的、不可预见的途径，但它的确对我是用的，也许还救过我的命。在四十年后，我重读《活在奥斯维辛》中的“尤利西斯之章”。这是我能够印证其真实性（这是一种确认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个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的少数情节中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对话者，让·塞缪尔（Jean Samuel），是那本书中少数仍然活着的人之一。我们仍是朋友，我们见过几次面，而我们之间的记忆有些分歧：他记得那次对话，但是，可以说，记不得（或者记错了）其中的重点所在。在那时，他对但丁并不感兴趣。我们当时肩头担着汤。而我通过自己冒失而天真的努力，通过我的言语和混乱的学术回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用我对但丁的热爱感染了他。是的，在此处，我写道：“要是谁能告诉我怎么接下去，我情愿把今天的汤给他，我忘记了结尾的地方。”我既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我真的会用汤和面包，也就是说，血液，去拯救虚无中失落的记忆。而在今天，靠着印刷纸张的帮助，我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查阅但丁的诗集，这也似乎因此毫无价值。

在当时当地，它们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让我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我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它们让我相信，我的头脑，尽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务所篡取，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提高我和我的对话者的眼界。它们让我的灵魂得以喘息，虽短暂却使我不至于陷入麻木，事实上，使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与众不同：总之，让我找到了自我。只要读过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都会知道被迫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的世界将是多么可怕，以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书的记忆是多么宝贵。对我而言，集中营也是如此。在“尤利西斯”前后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总是缠着我的伙伴们，让他们帮助我找寻过去世界的碎片，但从他们那里所获不多，反而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了恼火和怀疑——这个家伙干吗一直要找他的莱奥帕尔迪（Leopardi）和阿伏伽德罗常数（Avogadro’s number）？他是不是饿疯了？

我也不应该忽视我作为一个化学家从专业中所获得的帮助。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很可能至少在几次筛选中让我免于走进毒气室的命运。根据我后来读到的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J. 鲍肯（J. Borkin）所写的《法本公司的罪与罚》（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G Farben），尽管莫诺维茨集中营处于奥斯维辛的管辖之下，但实际上属法本化工集团所有。也就是说，它是一家私营集中营。而德国工业家们，比纳粹指挥官们的目光要稍微远一些，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员（在我通过相应的考试后）并不易于找到替换者。但我所说的不是获得特权，或在法本公司的庇护下得到显然的好处，不用体力劳动，没有打人的“卡波”，我所说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好处。我相信我能够反驳，“以个人的经历”，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排除出知识分子的队伍。而根据他的定义，知识分子只能来自于文学和哲学领域。那么自称“不善文字”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否也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呢？

进入集中营的时候，我不仅带来了从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际概念，还有一份难以定义却有着更广泛用途的科学遗产，那就是从化学及其衍生范围内所获得的思维习惯。如果我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我手中的物质，或者我的对话者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它（他或她）为什么会表现出（或中断、或改变）某种特定的行为？我能不能预测一分钟后（或明天，或一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如果可以，那么哪些现象是重要的，哪些现象又可以忽略呢？我能不能预知下一个拳头会来自哪个方向？怎么去招架或躲避？

但更重要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