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感到死亡的逼近。那时，赤身裸体的我挤在同样赤身裸体的同伴中，手里拿着我的身份卡片，排队等着通过“委任”——只要看我一眼，就能决定我是应该立刻走进毒气室，还是足够强壮可以继续工作。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需要请求神的帮助和庇护；然后，虽然我感到巨大的痛苦，却开始镇静下来：一个人不能在比赛结束时改变比赛规则，尤其在你就要输掉比赛时。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祈祷不仅荒唐（我有什么权力要求神的庇护？又向谁去祈祷？），而且是对神的亵渎，是令人憎恶的，充满了一个无信仰者能够实施的最大不敬。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了，要是我活了下来，那么我将不得不为此感到羞耻。

不仅在筛选或空袭的生死关头，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折磨中，信仰者都能更好地生存，埃默里和我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或政治纲领并不重要。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各种正教的拉比、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者、天真或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他们都共同相信他们信仰的拯救力量。他们的宇宙比我们的更广阔，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伸，最重要的是更易于理解：他们有一把钥匙和一个支点，一个即将到来的“美满盛世”，从而他们会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感觉。在天堂或地球上的某处，人们赢得了公平和同情（或者在遥远的未来必将赢得）：也许是莫斯科，也许是天堂或尘世间的耶路撒冷。他们的饥饿与我们不同。那是神圣的惩罚或赎罪，或者奉神的斋祭，或者资本家堕落的结果。悲伤，无论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们周围，都是可以解释的，所以不会让他们归于绝望。他们用怜悯（有时，蔑视）的眼神看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劳动的间歇，试图向我们传递他们的福音。但是，你作为一个非信仰者，怎么能为自己捏造或当场接受一个“适时的”信仰，只因为它正好在那？在刚刚解放的那骤然而至、极端复杂的几天里，在由垂死之人、死人、发臭的风和肮脏的雪组成的一幕可怜的场景中，俄国人把我送到理发师那里，让我在作为自由人的崭新人生中进行第一次理发。理发师是一名前政治活动家，为巴黎环路工作的一名法国工人。我们立刻感到像兄弟般亲热，而我对我们如此出乎意料的获救发表了几句乏味的评论：我们是判了死刑的人，却在断头台上获得了自由，不是吗？他张着嘴看着我，很不以为然地说：“Mais Joseph était là!”（但约瑟夫在那里！）约瑟夫？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是斯大林。他没有，他从来没有绝望；斯大林是他的堡垒，赞美诗中歌颂的磐石。

在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分界。当然，并不完全符合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分界。事实上，它们呈直角交叉，形成了四个定义明确的象限——有信仰的受教育者、无信仰的受教育者、有信仰的未受教育者、无信仰的未受教育者，这四个象限，就像四个边缘参差不齐、色彩分明的小岛耸立在由“活死人”组成的没有边际的灰色海洋之中。这些“活死人”之前可能有信仰，也可能受过教育，但他们不再问自己任何问题，而且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都是毫无意义而残忍的。

埃默里指出，知识分子（而我要具体说明一下，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像被捕和被关押时期的我和他）从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个乏味造作、书面上的死亡形象。作为一名德国语言学家，埃默里引用歌德病逝时的哀叹“更多光！”，以及《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中奥森巴哈（Aschenbach）或《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中崔斯坦（Tristan）的凄美死亡。在此，我更愿意将他的观察翻译成“意大利语”。对于我们意大利人，“爱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二项式；它是罗拉（Laura）的、埃芒加德（Ermengarda）的，以及克洛琳达（Clorinda）的脆弱而理想化的死亡；它是战场上士兵的牺牲（“为国家献身者生得伟大”）；它是“荣耀了众人生活的美丽凋亡”。这些诡辩的、魔术配方般的陈词滥调在奥斯维辛（而且，就此而言，在当今的任何一家医院里）是短命的——在奥斯维辛，死亡是琐碎的、官僚作风的日常事务。它无需说长道短，无需“眼泪的慰藉”。在死亡面前，在对死亡的麻木和习惯中，文人与白丁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埃默里指出，人们不再思考一个人是不是该死，死亡是已被接受的事实，而是考虑怎样去死，“人们讨论在毒气室里，毒气要用多长时间发挥作用。人们在思考苯酚注射那毫无痛苦的死亡。人们是希望死于狠狠一击打裂头骨，还是在医务室里油尽灯枯？”

在这件事上，我的经历和回忆与埃默里不同。也许因为我更年轻，也许因为我没有他的那份细心、敏锐和清醒，我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去考虑死亡。我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忙——找到一小块面包、避免精疲力竭的工作、修补我的鞋子、偷一点豆料，或者分析和解释我周围的面孔和迹象。生活的目标是对死亡最好的防御，这不仅适用于集中营的生活。

[1]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 1885.2.12—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