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个字，你写的不对。”他跟我要了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四句词：

　　墓上苍柏，路中石虎；

　　亡象亡象，望而却走。

　　穴中有狐，函中有鹅；

　　青气升腾，亡魂难收。

　　我问：“听了这个曲子就会死？”

　　罗社长摇头：“并没这种说法，但这曲子，除了送葬，没人愿意听。听多了会伤到七情，便会致郁，严重了会伤害志意，魂魄受损，易生邪气。[按照传统中医的说法，人的“情志”分为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五志（喜怒忧思恐），七情是外在情绪，五志是内在志意。《黄帝内经》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我说不太懂，让他讲清楚。罗社长说：“简单说，就是经常听这曲子，会心里难受，觉得什么都不好。”他想了想，又说：“你是文化人，知道我们这些仪式多半是做样子，但你看那些女孩，一个个没睡醒的样子，心里肯定不舒坦。样子做足了，她们才会信。相信冤魂平息了，就不怕了，对不对？”

　　他也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民国以来，世风不古，无鬼无神之说荼毒大众，这才造成小人肆无忌惮，长此以往，就是亡国灭种的大祸……”

　　我没说话，默默抽完烟，找条小路离开了恒和厂。

　　晚上，我和老赵见了面，告诉他我的推测：恒和厂里有人谋划了连环自杀。女工听见鬼曲引发自杀，是极有可能的。不是我信鬼神，而是这曲子确实存在，并且有人播放。我讲了那天夜里在恒和厂里遇到灰衣男人的事，“曲子是留声机播放的，那人应该就潜伏在工厂里。”

　　老赵不明白，为何听了个曲子就会自杀。

　　我说我也不太确定，但理论上是可能的：“你在杨树浦做记者这么久，不会不了解工厂里的情况，这些女孩状况都很糟，尤其是外地来的，她们的情绪很容易被感染。”

　　我把悟善社做法时有人跳楼的事讲完，老赵也吃了一惊，说：“这事就是那唐刚傻了，搞这个就是承认自杀真是鬼魂作怪，工人肯定更信了。”

　　我干笑了一声，骂他一句：“你们这些报社，还不如灵学社。起码他们相信自己的理论。”

　　老赵脸一耷拉，没说话，从包里翻出一摞照片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七八张偷拍的照片，拍的都是马路边一个邮筒，有人在往邮筒里投信。

　　“还记得上回我说那个连续投稿的读者吗？这人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投信的。”老赵买通了负责杨树浦一带的邮差，查到那人之前的投稿都是从这个邮筒发出的，“我知道他会继续投稿，就每天偷拍寄信的人，让邮差开邮包提前看有没有投稿。”

　　昨天傍晚，老赵在邮包里发现了几封分别投给几家报社的稿子，就是之前那读者投的。他很得意，吐着烟圈，说：“找到这个人，就能搞个大新闻。”

　　老赵吹牛的时候，我把几张照片上的人仔细辨认了几遍，拿出一张跟他说：“我的新闻比你更大。”

　　我找出的那张照片上，投信的人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做法那天从广播室搬留声机的年轻人阿成。我对老赵说：“为什么听了那个曲子就会自杀？是因为听的次数太多，早就被感染了绝望的情绪。整个恒和厂，能做这件事的，只有广播室。”

　　“那你半夜遇到提黑箱子的，也是他？”

　　我抽了几口烟，说：“不能确定，但很有可能。”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唐刚，向他打听阿成的事。他很惊讶，说这人很老实，又识字，恒和厂的宣传工作都是他做。半年前，恒和厂招工，阿成应征做了机修工，因为识字，在车间干了一个月就被安排做了宣传工作。

　　“不但识字，还懂广播技术，我就让他直接管理广播室了。”唐刚不太相信我的推测，说阿成是地道的上海人，不可能懂南方那些送葬的东西，“就一点很奇怪，他说自己没大名，就叫阿成。”

　　17号早上，我和唐刚一起去找阿成。恒和厂的广播室在钟楼边上一座三层楼房的阁楼上，阁楼顶上装了三个大喇叭，是恒和厂的广播，除了向工人通知各种事情，每天早中晚交班和吃饭时间都会播放节目和音乐。

　　到了广播室，阿成正在看书，脸几乎要贴在书桌上。见我和唐刚进来，他从书里抬起头，往我们身后看了看，起身给唐刚鞠躬，叫了声“唐老板”。

　　我拿出阿成给《大时报》的一堆投稿，说自己是《大时报》的记者，想当面采访他，问问鬼曲的事情。阿成突然咧嘴朝我笑了笑，说：“都是我写的。我们见过面的，那鬼曲也是我放的。”说完，指了指广播室角落的留声机。

　　唐刚“啊”了一声，张大嘴没说出话。

　　阿成打开抽屉，拿出个笔记本，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照片，给我和唐刚看了看，说：“唐老板，我叫周宗成，是周清迪的儿子。”

　　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一对穿西式套装的中年男女，中间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孩，男孩应该就是阿成。

　　唐刚不太明白阿成的意思，抹了抹额头的汗，又看了看我。

　　阿成把照片塞进衬衣口袋，对唐刚说：“唐老板可能早就不记得了，我就讲讲。”他在椅子上坐下，看了我一眼，“赵记者正好听一听，也好写一写。”

　　唐刚盯着阿成看了一会儿，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