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起来。高个收起枪转身就走，说：“今儿先算了，我们有急事。”俩人跨上自行车原路出了胡同。

　　郎少鹏马上拉我上车，往北出胡同去了什刹海，一路闷头拉车，一声不吭。我沿路看过去，没见有什么乱子，岸边的巡警都在慢悠悠地晃荡。沿着岸边走了一会儿，附近没什么人了，我让停下车，叫郎少鹏一起抽根烟。

　　我问他：“车有问题吧，哪儿来的？”

　　郎少鹏蹲下叹气，吧嗒了几口烟，说：“都怪我鬼迷了心窍，车是拐（偷）来的。”

　　那天，破车在路上放了炮，郎少鹏面子上挂不住，心里堵得慌，也懒得修车，就把车丢家里，到前门楼子附近瞎逛。逛到傍晚，经过西交民巷，突然听见几声枪响，“要搁平时，我肯定去瞧热闹，那天没心思，就继续往前走。”他抽完了烟，又伸手跟我要了一根。

　　郎少鹏走到一个胡同口，见胡同里孤零零停了一辆胶皮车，从里到外崭新，“我看街上乱成一团，胡同也没人，就顺手拉走了。”

　　拉回家的路上，他生怕后头有人喊他，但后来拉顺手了，心里就踏实了。

　　他扔了烟头站起身，拍拍胸脯：“这事儿我认错了，跟金爷您无关，我先送您回家，完了我就把车搁回去，要坐号子（监狱）也认了。”

　　我说：“先别急蹲号子，咱们也不回家。这车上还有其他问题，否则也惹不上假探子。”

　　“刚才那探子是假的？”

　　“没看见他们自行车吗？都是车行赁来的，警署的车牌儿跟这个不一样。”

　　郎少鹏张大了嘴巴：“可吓死我了，怪不得您问他证件，可也不怕他真开枪？”

　　我笑了一声，说总得试试，再说，他们好像是冲我来的，应该不会轻易开枪。郎少鹏挠头，说纳闷。我说我也纳闷，假探子要抓人的当儿，就有人按警铃，按了又没见什么事，恐怕还有第三伙人。

　　我上了车，让郎少鹏沿着岸边慢慢走，往冰厚人多的地方去，找找小宝和汪亮。找了半天没找见，迎面跑来四五个穿制服的巡警，吹着哨子，喊着：“就是这俩！”

　　郎少鹏脚底下一软，车抖了一下，我说别慌，先停下。停了车，巡警到了跟前，打量我们一番，掏出铐子就要抓人。郎少鹏大嚷一声：“怎么着，上瘾了？有证件吗？”为首的巡警一愣，骂了一句，“哗啦”一声把郎少鹏铐上了。后头上来一个巡警，拉起我的手也要铐，我抓住他手腕，说：“几位肯定抓错人了，我跟警署里都熟。”

　　那巡警瞪我一眼：“谁能证明？银行都敢抢，你还了得？”其他几个巡警也跟着嚷嚷，冰场里的人都看过来。

　　小宝和汪亮远远地滑了过来。汪亮换了鞋，上来递了证件，说自己是内三警署的法医，跟巡警扯了半天总算说明白了。巡警给郎少鹏开了锁，掏出一张通缉令，上头写着要抓的人——30岁上下男子，戴礼帽，穿呢子黑风衣，坐一辆崭新胶皮车，是个专抢银行钱庄的惯匪。

　　巡警说，这人最近和车夫搭档，总去银行钱庄，趁歇业关门的当儿，假装换钱，暗地里掏枪抢钱，“前天晚上在西交民巷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原名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9月，当时就设在西交民巷的“巡视中城御史”衙署原址。1912年1月，孙中山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就在大清银行旧址办公。]，又是老把戏，差点给侦缉队抓着，还是连人带车都跑了。”

　　郎少鹏“啊”地张大了嘴，要说话，我一巴掌拍了回去，转身跟巡警说：“这事要紧，各位还是赶紧抓人去。”巡警收起通缉令，跟汪亮寒暄两句走了。

　　小宝、汪亮问怎么回事，我没细说，让他们继续玩，坐上车走了。郎少鹏问去哪儿，我让他往刘五黑车厂的方向走。过了银锭桥，沿着烟袋斜街上了鼓楼大街，往东直门去，郎少鹏一路埋头拉车，没再多问。

　　太阳已经落山，天气更冷了，街上有人放爆竹，小孩朝着天空放“起花”（一种类似二踢脚的爆竹，下面有个长棍，能往天上飞），嗖嗖地蹿上天空，足有几丈高，流星一样。我把围巾衣服裹紧，眯上眼睛歇着，琢磨那俩假探子的事。提着点心盒子的手勒得生疼，我弯腰打开车座底下的袋子，想把点心往里塞，一伸手，却摸到里头有个黑包袱。我拿出黑包袱打开，里头是个纸盒，打开纸盒，是一摞钱，保商银行的纸币，全是十块五块的，纸币底下还有一堆大头。我拆了点心盒，用点心换了黑包袱里的钱，把钱盒子塞进点心盒里装好，还提在手里。

　　上了东直门大街，后头有了动静，还是那俩假探子。听着自行车声音越来越近，我让郎少鹏跑快点，他迈开步子飞奔起来，脑袋上呼呼冒着白气。一到东直门，快不起来了，城门洞里堵了车，一辆粪车磕在墙上翻了车，粪水淌了一地。粪车后面堵着辆破胶皮，迎面过来一辆骡车，不肯让步，门洞里堵得严严实实。这时又正赶上环城列车[民国初年，北京大街上行驶着马车、裸车、粪车、人力车、自行车等多种车辆。1915年，北京城墙外修建了15公里的环城铁路，沿途设置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东便门和前门6站，20年代中后期，又多了电车和汽车。]靠站停车，东直门站下来一堆人，全挤在城门洞里走不动。

　　郎少鹏停下车，我趁乱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