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少鹏发现那盒子里的钱，会不会又去吃喝嫖赌？

　　抽了一会儿烟，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过了年，总会变好的。

　　那年春节之后，金木买了辆自行车，但继续让十三拉包月，办案需要时拉他或小宝出门。

　　这件案子发生时，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在提倡取消人力车，但并无效果。金木认为，一边坐在车上，一边说要取消，完全是瞎搞。他在后来的笔记里也写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出钱坐车，有人拉车谋生，原本并无不妥，比抬轿子不知先进多少倍。车夫出卖体力，却并非等同牛马，是因为被社会剥夺尊严才成了牛马。问题不在人力车，而在于人的平等。

　　我完全同意太爷爷的说法，没有哪种工作本身是血汗牛马，利欲熏心的行业模式和无聊的食物链歧视使有些人成了牛马。

　　牛马当久了，得不到正常的权利和尊重，就会想有点变化，这变化往往是铤而走险。

　　人人铤而走险，才有了所谓的乱世。

第20案 观音寺满门惨死 好乩友参破玄机

　　我以前认识个练气功的，他最擅长治肚子疼。哪个小孩肚子疼了，他就让那小孩躺下，他运功把掌心搓热，焐在小孩肚子上，十分钟后，那小孩就会觉得没那么疼了。他再从兜里掏出个胶囊，放在手心里“发功”，让小孩吃下，小孩就真的好了。

　　后来，他跟我说，胶囊其实是空的，安慰一下小孩，关键是“发功”。

　　想起这事儿，我专门搜了气功表演的视频，看到一个厉害的大师做“带功报告”，不只能“发功”，还能给台下听报告的人“集体发功”。

　　有人说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夜行记》里，都是些魔幻现实感的故事，当我看到大师“集体发功”的照片时，也有类似的体验：荒诞到不敢相信是真的，又真实到觉得太荒诞了。

　　1921年5月4日，北京东单附近发生了一件意外死亡事件，当时警署并没怎么注意，后来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思议，很快就变成了这种魔幻现实的感觉。

　　我整理完这个故事，感觉就像吃了气功大师的胶囊，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空的。

　　事件名称：东单迷案

　　事发时间：1921年5月4日

　　事发地点：东单牌楼观音寺

　　5月4号早上，我在火神庙遇见一些学生演讲，纪念两年前的运动。当天的《晨报》也开了专栏（专栏作者瞿菊农，是“五四”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说“‘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

　　当时，所有人都在听学生的演讲，没人注意到，不远处胡同里传出几声惊叫。三天后，《晨报》发新闻报道了这件事：

　　“……东单牌楼观音寺100号住户文某，体质颇健，日前一时大意，食物未加检点，忽然染受急性传染病，未及请医，已经身死。家人正要替他治理丧事，又一齐病倒，当日晚间，竟死去三口，现在他家只剩幼童一人，也病在床上，生死还不敢保。昨日由他亲眷，将死去的四口一齐棺殓……”

　　汪亮正在我家，他说事发当天就跟内一区警署打听了。5月4号早上，邻居听见文家小孩一直哭，敲门没人答应，就翻墙进了院，一进屋就闻见一股恶臭，里屋躺着四具尸体，满地都是吐的东西，没死的小男孩趴在他娘身上，哭得接不上气儿。那邻居一阵惨叫，喊来巡警。巡警带法医来，随便一查，说是得了急病，就封了院子，没再细查。

　　我说这得好好查，万一有其他事儿呢。汪亮“嗨”了一声，“他们家顺义亲戚收了尸，也没再问，哪有警察愿意自个儿去掺和？”

　　第二天，却真有人掺和这事儿了。

　　北京悟善社[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后，中国政治转型出现了必然的应激反应，文化和西方制度的摩擦严重，加上政府权威下降，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传统的宗教和迷信也在全国兴起，中国进入了“多元混乱”时期。悟善社将儒道佛旧观念融合，又引进西方灵学概念，大兴鬼神救国之说。悟善社曾在《时报》登广告，要“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在火神庙张贴了告示，说有人暴死是因为邪气作祟，要开坛做法，扶乩请神，请济颠活佛和吕洞宾下凡祛邪。

　　悟善社是个研究“灵魂学”的社团，有点神叨叨的。1916年，我在上海查过一个鬼曲连环命案，认识了悟善社南京分社的罗社长。当年他们才刚成立不久，没想到现在连北京都有了分社。上个月，我在家里看见一本不知道谁送的《灵学要志》，里头讲了些灵魂运作的“科学”和扶乩知识，就是他们办的。

　　汪亮说得去看看，“火神庙真够热闹，学生刚讲完新文化，吕洞宾就在原地下凡了。”

　　我说不只火神庙热闹，听说议员家里都供上吕洞宾了，南方更厉害，有个叫同善社[同善社是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中一个臭名昭著的教派，为彭汝尊于1912年创立，鼓吹“入教避劫”说，认为只有加入同善社，才能“升入天堂”。1917年，同善社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内务部立案，公开成立总社。总社以姚络苍为负责人，以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曹锟为“护法”。]的，要搞真命天子登基。

　　5月8号，我、小宝、汪亮和戴戴去火神庙看悟善社扶乩做法，本来就想看两眼热闹，没想到见到了新鲜事儿。悟善社不知从哪儿弄来几个十几岁的南方乩童[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