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记录中说，当时，除了一名姓于的道台认为“活命更要紧”，其余官员乡绅都模棱两可，并未表态。有人提出全城灭鼠，有人建议开春后挖坑掩埋，还有人提出假设：完全隔离染病的人，封锁傅家甸——“弃之不顾，或可绝患”。

　　即便是当时参与防疫工作的西方人，也有不少人瞧不上伍连德的隔离方案和焚尸建议。查找资料时，我在《1910——1911满洲大鼠疫》（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里，发现美国外交官员格林[格林是当时美国的资深外交官员，在巴西、日本、西伯利亚和中国都待过，特别关注中国的公共医疗情况。汇报内容来自Greene to secretary of state“Consular Report.NO.129,7 February 1911”file 158.931/126,RG 59,NA 。]发给领事馆的一段汇报。

　　汇报里说，这个号称受过欧洲医学训练的年轻中国人，和他的专业助手，每天观察、报告、做实验，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四五点，但并没做什么实质工作，死亡人数仍然每天上升——“这是在浪费政府人力和经费”。

　　虽然伍连德是朝廷任命的总医官，但整个东北防疫队伍里，有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还有中国的中医。支持、反对、回避、嘲笑——什么声音都有。

　　伍连德没争执，带着林家瑞回到防疫局，提笔便拟写奏折。他说，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请奏朝廷，是为了让傅家甸的官员闭嘴。写完电文，他递给林家瑞，让他翻译成中文，一式两份发到北京。林家瑞接过电文扫了一眼：“三天处理完尸体，办得到吗？”

　　伍连德摇摇头，说不清楚，但只要恩准了，就必须做到。他让林家瑞准备煤油，朝廷回信前，先把已经撤空的感染住宅区烧了，一点不能留。

　　这时，金木问了伍连德一个问题：“伍博士，你害怕吗？”

　　伍连德停下笔，站起身走到金木跟前。这时，他已经摘了口罩，脱下防疫服，身上穿着绿色的军装。他看了看金木，鬓角浸出几颗汗珠，微微扬起下巴，绷了绷厚厚的嘴唇：“不但怕，还恐惧。”他回到桌前，拿起死亡人数统计表看，“要不是害怕，我也没那么大胆子。”

　　说完，他告诉金木，要是不愿回京，就回旅馆待着——傅家甸只有病人和防疫人员，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