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的报社或者我任职报社的同业竞争者，则极有可能让我逐字笔耕、辛辛苦苦在文学圈里所建立起来的一点小小名声毁于旦夕之间—起码我会成为一个蜚短流长的话题，一个东招西摇的笑柄，一个再也不能发表什么“具有严肃意义的作品”的小丑。

“当然是因为欧阳昆仑的缘故。”家父低声说道，“寄照片的人非但掌握了你和欧阳红莲的交往，恐怕也想考较考较我和欧阳昆仑之间的关系—”

“你认识欧阳昆仑？那、那个铁头？”

“可以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家父再度抬手扶了扶眼镜框，用那种几乎像先前斥责家母一样严厉的语气说道，“我先问你，你可要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答我—是不是有人曾经告诫过你，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他的话乍听起来的确耳熟，而且不只如此，连遣词用字都一模一样：“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然而这种告诫式的话语在我们那一代人耳朵里至少堆置了数十百万，一时半刻之间实在很难爬梳得出来。我正犹豫着，家父却急切地说了下去：

“这几年我看你很风光，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朋友也多了起来，这和你服兵役之前的光景是大大不同了。你自己不会不知道罢？”

我听他的话里似乎没有责备什么的意思，可是细细咀嚼，也未必然十分赞赏我那可以称得上是应接不暇的社交生活。于是—带着几分防卫意识地—我咕哝着答道：“也没什么罢？你也知道的，人家邀篇稿子，总会打几个电话；找我去演个讲，也会打几个电话；有那些报纸杂志想到什么题目要采访采访，总不外还是打几个电话。你要不乐意接就别接，要不我搬出去—”

“没那么大罪过。”家父往床边一张藤圈椅里一坐，摊摊手示意我也坐下，突然降低音量，道：“你静下心、捺住性子、好生想一想，打从你那年写论文当兵起，一直到此刻为止，有没有哪一天是独自一个人过日子的？”

他的话越说声越悄，但是却狠狠撞了我一记，犹如走着走着猛里撞上一块又硬又厚的透明玻璃，砰然把脑门撞了个满天星斗，里头的零碎儿东洒西飘，眼前一片金光灿烂。我摸摸前额、眨眨眼，居然笑了起来，应声道：“的确没有。”

“哦？”家父朝椅背里仰了仰。

“不不！等等—”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是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到青年公园去看书。咦？不对！不是一个人，我在公共厕所里撞见一个冒失鬼，那家伙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还尿了我一裤子！

“如果人家不是个冒失鬼呢？”

“哪有人故意干这种事？”

“哪有人裤子上沾了那么脏的东西还不赶快回家换了、洗了？”

“我在看一本书—”我辩解着，可是也就在那一刻，我依稀明白了家父的意思：公园厕所里那家伙既不是冒失鬼，也不是我的忠实读者—那是个故意窝囊我一下，好逼我赶紧回家换裤子的人物。

家父径自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连连点着头，道：“所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看样子，你这条小命儿能苟活到今日，不是没有道理的。”说到这里，他摘下眼镜，另只手使劲儿搓抹了两把脸，直抹得两颊和鼻头儿赤红殷殷，两丸聚不拢的黑眼珠子不知是看着我还是我身边的房门，叹了口气道：“去把你那几本书拿进来罢。”

“我可不想唬弄你，爸！你要是逼我烧了它们，我出了这屋门就不再进来了。”我几乎是咬牙切齿的那么个架式地说。

“别跟我闹意气。”家父重新戴好眼镜，又沉吟了半晌，有如做了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似的说，“烧与不烧，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可你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要是还像个跌跌撞撞的小娃娃一样，成天提着条性命混来去，如何是个了局？”

我没答他的话，开了门，三步并两步冲进客厅，拎起先前搁在长茶几旁边的书袋，忽地闪出个念头来：我当然可以背起这袋书，扭开门锁，窜身出去，随便找它一个天涯海角去混一段时日。日后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迸出这个念头，未尝不与家父那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的话有关；或许在意识的深处，我正竭尽所能地抗拒着这样一句话—难道我真的再也不能回到许久许久以前，一个人窝在缈无人踪的宿舍里，像老鼠一样读书度日了吗？难道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便已完全失去了独来独往的权利了吗？难道我已经习惯了变成报社、课堂乃至文坛诸如此类非与众人接触不可的社会的一分子了吗？难道我根本是个舍不得也离不开（包括那些所谓的忠实读者在内的）陌生人群，且热切渴望同他们交流、沟通，却又不屑承认而惺惺作态的人吗？

拎起那袋书的刹那，我把“身边随时有人”这句话作了太过偏执的引申；然而那样带有自责况味的引申毋宁是深具意义的—它让我得以重新温习一遍从前，重新体会一遍既非知名作家、亦非媒体宠儿时代的张大春所曾经懵懂追寻的一个状态—一个夜以继日只在这本书和那本书之间逡巡来去、顾盼自如的状态。

事实上我已经扭开门锁，一步正待跨出—倘若就这么扬长而去，也许我再也不会有回头面对家父的勇气，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从他那里得知为什么我“身边随时有人”，也许我再也不去报社上班、再也不回学校授课、再也不发表什么狗屁文章、再也不……推演到某个难以捉摸其细节的极致，也许我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