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字脸上倏忽像掀开一只蒸笼盖儿那样漫出一阵紫气来。我正诧异这人脸怎么会犹似一块调色盘那样，他却抽个冷子昂起钟磬般的嗓子，道：“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

“有朝一日—”郑以伟教授这时依旧用那种枭鸟夜啼呼笑之声横里截过来，道，“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颐呢！”

两位教授说到这里，相互欠了欠身，结果让个头儿几乎高出一指的郑以伟教授先行，龙敬谦教授在后，临去时回头朝小五挥了挥手，再瞄了我一眼，笑道：“好、好、好得很呢！”

此刻之后的事，我只记得王所长一步迈近我身边，脸上挂着笑容目送那两个渐行渐远的魁梧背影，嘴里却叹了口气，沉声道：“要不是碰上这两位惜才如金，你这四年可就算白混了—还有你那本论文，我看还是烧了的好！”

我猜想他此刻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为我侥幸混到了一个学位而高兴，一方面更为那篇满纸荒唐言的论文而不安—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最顽强骨鲠的疑惑是：两位教授怎么一松手就放我溜过了门槛？带着这个疑惑，我转身朝王所长深深一鞠躬，说了声：对不起，老师。”我的意思不只是为一篇胡说八道的论文辜负了他的教诲而道歉，也为我带来的疑惑和不安而道歉。在鞠躬的当时，我当然无从解释；此后多年，我更未曾向任何人提及这一点。或许是出于一定程度的蓄意掩藏罢，每当有人问起或向我索取我那本“听说写了三十万字”的硕士论文，我就说“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不值得看的”、“完全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确乎烧掉了手边仅存的几部，有如罪犯淹灭证物一般唯恐残留一丁点儿蛛丝马迹。但是绝大多数听说过这本一度存在过的《西汉文学环境》的人都以为我这是出于中文系学者必然的行事风格。他们若不是误会我谦抑自持，就是怀疑我拥学自重。这种加诸于我的标签无论出自善意与否，都是不正确的。而我忙着逃亡—对于一个逃亡者来说，任何错误的认识都无须辩解，因为它们总是最好的掩护。

是以我逐渐从意识的深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个培育我八年的系所、离开了老庄孔孟程朱陆王、离开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离开了原本我以为可以托蔽于斯、终老于斯的一个华丽古典世界。鞠着那个躬的时候，我在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跟自己说：如果我再回来，一定是个骗子。”想必是出于羞惭的缘故—当我鞠了躬、道了歉、转身随小五姊弟俩的背影疾步趋出之际，根本不敢去看王所长的表情。也就在那一刻，我大约恍然悟觉，为什么早上在已然物是人非的宿舍前我会那样一无节制地纵声大笑—其实我是想哭的，只是我不太会哭（也许缘于缺乏练习之故）；我从未拥有那种认真哭泣的能力。

从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的口试现场回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家父的书房，只须一眨眼的工夫。这个老人并不知道我大叫着想起来的一切其实已然被我刻意隐瞒了整整九年，他以为我从“白邪谱”中找着了认得的名字，遂回过头来，像是露出一丝笑容地说：“从年岁上看，我猜是这个‘洪子瞻’。对不对？”

我摇摇头，道：“我想起是谁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的。”然后我说了那两个名字—龙敬谦和郑以伟—并且告诉他，是这两位教授主持通过了我的硕士论文口试。

家父听着，上半身似乎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两下，随即扭回头去，伸手往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方黑色屏幕上出现了“龙敬谦”和“郑以伟”的反白字样。家父接着又按了十几个我来不及辨识的字键，又过了大约半分钟之久，那六个字在转瞬间消失，变成了另外两组三个字的姓名：“钱静农”和“魏谊正”。

“如此看来—”家父索性把那副看来像是怎么扶也扶不住的眼镜摘了，吐了一口大气，缓缓说道，“你早就招惹上这批人物了。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

40　风云渡海

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猛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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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