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再试我的胆子了—”家父道，“渡海之时司令官究竟查着了什么不该查的东西？”

几乎就在家父问话的同时，李绶武迸出了一个令他无从想像也难以骤信的答案：“金子。”为了怕家父没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句，“二十万两黄澄澄的金子。”

简而言之，当初毛庆祥接获“老头子”手谕密令开库南运的那批黄金并未连同中央银行所贮存的一批金银移赴厦门、台湾，反而在老漕帮的协助之下趁水路出上海港北水道，由川腰港外海道北上到了青岛。这是万砚方亲手策划的一步棋—在他看来，“老头子”之所以会透过毛庆祥来执行这项任务，意味着这笔黄金非国库所有，而是私财。既属家产，而须以如此十万火急的手段处分，则可以想见时局崩毁的程度和速度了。然而是时上海以南远抵闽、粤乃至香港、马尼拉的船运全掌握在一个叫项迪豪的航业巨子手中。此人曾在戴笠组织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中列名第三，仅次于万砚方和洪达展之下。待“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也出席了在丽都花园举行的筹备大会。然而项迪豪本人热衷武术，精擅技击，除了商场上必要的应酬之外，多在自宅所设的拳击馆中钻研磨熬，向无公开活动。不过，既是“新社会”一分子，便须归保密局监控，换言之，项迪豪所经营的事业亦必须经由种种公文往返的程序向“保”字号儿的特务报备核管。

照说由“保”字号儿发个函，知会项迪豪手下的航运公司拨一艘船将黄金运出也就完差了事了。可是万砚方一旦插手，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首先，他研判这批黄金不由毛人凤、唐纵或郑介民经手，亦未随前一批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公开委交俞鸿钧和“太子爷”押运，则显示“老头子”有意私下处分，且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其次，在是否和项迪豪打交道这一点上，万砚方有极为强烈的坚持。原因究竟如何，万砚方并未明说，他只告诉毛庆祥和李绶武：“项某人身上背了一宗十分奸险的疑案，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这人便信不得。”

如此一来，二十万两黄金即便起出，却不能顺行南下，直入闽、台海域—原因无他：在这个区域中往来活动的海船皆属项氏集团所有，船上皆装置着新式雷达，一旦经其侦知，必定会通报沿海各埠的水陆交通稽查处乃至各地交通警察局，如此则辗转又为“保”字号儿里其他山头派系所掌握，虽说最后还可由“老头子”亲自出面收拾，毛庆祥本人却直似砸了差使。

然而万砚方给定的策却单纯得多：由老漕帮方面准备四艘船体坚固且加装了燃油动力机具的河船，于某日某时、准点准刻在黄泥塘待命。一旦黄金起出，即分装于四船之上，出河入海、折北而行，沿途不贴岸、不靠港、径赴青岛。

之所以选择青岛，万砚方并未明说缘故，然而毛庆祥却不得不深自慑服。因为青岛当地原本有那么一个由日本人创设的鱼市场公司，叫“青岛水产统制组合”，非但垄断当地的水产捕捞和贩售，甚至还自占一方码头。抗战胜利之后国府派员将之接收，便归属“三有公司”旗下，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鱼市场。毛庆祥一听万砚方点出青岛，立刻想起这“三有公司”接收的物业来，不觉拍案叫绝—因为那鱼市场自有的码头与军事码头恰恰相邻，连仓库都只一墙之隔。

这个暗度陈仓的计划只须打通一个关节，便告成功，那就是如何将数量和价值如此庞大的一笔黄金混充军需物资、挟带上舰，而能于装卸之际避过军部查验人员耳目。

说到这个细节上，李绶武将视线从迢递无涯的夜空深处转向家父，道：“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中旬，你老弟每日里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在各兵站之间，都干的什么活儿来？”

“盘点大军物资。”家父说罢，登时会意地苦笑起来，道，“我明白了！所谓‘暗度陈仓’，便是趁我盘点过后，贴上总监部查验封条，你们再伺机从隔邻鱼市场仓库破壁而入，将军需品卸下，换装黄金，再贴回封条—且慢，我是在那年五月十六日请了个长假，开始列表做账的，之前三天，我到过军港码头仓库—”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接道，“正是四九年五月十三号夜里，二十万两黄金封箱上车。原本是神不知、鬼不觉，可谁知道老弟你既在军职、又是庵清光棍，还偏偏刚缴了个盘点军品的差，舰上司令官立刻派人从装船物资查起，阴错阳差地查到了‘老头子’密令交运的黄金。这才循‘保’字号儿系统往上报，得知是‘上元专案’，保密区分列为极密—”

“司令官是问起过‘上元专案’。”

“黄金安全运到青岛鱼市场仓库的日子是二月十二号，也是上元节，才因之而命名的。”李绶武一面说着，一面紧紧皱起眉头，道，“至于那司令官之所以会盘问，恐怕正是上头的意思—不盘清问明，如何在一千五百多个老漕帮和洪英光棍之间找出负责‘上元专案’的事主来，再杀之灭口呢？话说回来，万老爷子处心积虑、算尽机关，早就提防着会有这一手，是以才假借‘新社会’忠贞干部、眷属名义向‘保’字号儿请领了七八百张通行凭证，为的还不就是要鱼目混珠，保住那位‘帮朋’的一条性命么？那毛庆祥欠万老爷子一份恩情，不得不遵嘱发出。可又诚如你老弟所言，怕这拨人上了船闹哗变；便索性又同哥老会方面联络，请他们鸠集北地洪英，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