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巧释权奸之疑。

只不过在我遐想着“红大哥”和“蓝二哥”的童岁月，并不知道这张画其实藏着个典故，更不知道借由这画中典故传递消息的正是日后的“面具爷爷”李绶武—画纸上的曹操与刘备则分别隐喻着“老头子”和万砚方。

由于前后都没有落款，亦未题识时间，乍看之下，这画不过是张融人物、树石于一景的作品，除了工笔描绘的细节生动入微之外，并无异常之处。然而，真的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么？如果我在一九六七年时便有足够的智慧读懂《神医妙画方凤梧》，则想必会发现：万砚方之所以珍藏这幅画，岂是因为他看不出这画出自仿手？相反的，正因他知道这画看来像极了方凤梧的手笔、却出自仿伪，遂从而明白，仿画者乃是要借拟似的笔墨来唤起注意，一旦看出这画之于方凤梧的真迹只是“形似而神非”之时，观画者已经了悟了画中用典的喻义是在提醒他：“老头子”（曹操）对万砚方（刘备）是存有猜杀之意的。更隐微蕴藉的是：刘备以一个捏造的遁辞—畏雷—掩饰其“失惊落箸”的真相，而仿画者又何尝不是以一种捏造的方式来揭示观画者真实的处境呢？

这样说似乎把情形描述得过于抽象了；其实不然。在《神医妙画方凤梧》这本书里，就曾经具体叙及这一桩借工笔细绘之图传达秘密讯息的事件梗概。我先把这几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夹附于此：

“我的老师方凤梧先生一向以为：绘画这门艺术有几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求形貌近似实物，因为不经过这一阶段，画家便不能体会自己和外物之间的关系。修养稍微高些的画家便不会以形似为满足，他还会要求作品能够表达意义，这是第二个层次。若要更进一步，画家更应视其作品为表现某一意义的唯一形式，而非表现普遍意义的寻常形式，这是第三个层次。再进一步，画家还应当注意，某画是在向某人传达某义，而非向所有的人传达某义，是以画家还须懂得如何让这唯一的意义只容会心人赏识—这便是第四个层次了。一旦进入这个层次，一幅绘画便犹如一封私人的信函，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会感悟到彼此之间无上的契合。

“方凤梧先生作画秉持此理，行医亦然。对于看似同一病征的患者，他从不开相同的药方，总在千方百计诊查出病家如何饮食起居、行止坐息的诸般细节之后，仍不肯轻易施针用药。他总是这样说：‘针药方剂如丹朱水墨，须在极微小处留意全局，偶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