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发”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今上’的驭下之术，就是‘存而不论、以待来兹’而已。”

这话说得含蓄，却极为清楚：“反共自觉运动”有表里两面，无论其初衷来意是疏其网、宽其刑，抑或是密其网、严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颉颃的势力阻挠之、制衡之。到头来决定这个运动之功过成败的，已非理性检验之真伪是非，而是斗争角逐之强弱消长了。

魏三爷提到这一点，印证了我当初的怀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诡谲的内幕，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来此事与我曾两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闻的一个人有关：李绶武。

早在这个“反共自觉运动”之前，政府曾经办理过几次名目不尽相同、而实质十分类似的活动。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公布过两次“自首办法”，前一次所针对者为“匪谍”，后一次益示其宽而发明了一个词儿，叫“附匪分子”，且两次活动也都连带地公布了“检举奖励办法”。

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又宣布：有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可容“前往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来一次“总登记”。负责承办该一“总登记”活动的便是当时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为这第三回合的网罗周至、收获丰硕，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档案之际，却遗失了《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连及己，殆获不测之罪，只好一方面在公文作业上延宕呈报时日，以“港澳地区工作另行汇整”为由掩饰，另一方面则对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开积极查访—甚至罗织—活动。

是时外间关注其事者，多以为港澳一带为国共两造情报人员交锋前线，敌我溷迹杂厕，诚清查之不易，以致迁延未果。独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图匿隐该次“总登记”之结果者近在咫尺、格肘腋。

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保安司令部连同台北卫戍总部、台湾防卫总部和民防司令部一并撤销，一干任务全由新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管，隶属“国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此时，那份重新调查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