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只不过他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还停留在士大夫范围，没有造成广泛的群众影响。

记者：为什么康有为能把维新运动推向更广泛的群众层面？其契机又是什么？

袁伟时：其契机就是甲午战败。1894年爆发的那场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以中央帝国之尊竟然败给一个“蕞尔小国”，这就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中国所谓的同治中兴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我们的所谓中兴却走向了没落？这个问题朝廷也在思考，关于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到这个时候，他们也有了较明确的思路。1895年，光绪帝更是在一道圣谕中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在这种背景下，康有为等人通过给皇帝上书请求变法、成立强学会、办《时务报》等方式，终于把启蒙维新运动推广到群众层面。

记者：康有为本是岭南一传统知识分子，他幼承家学，所受的都是传统文化的教育。他后来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自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帅。他的思想是何时开始转变？

袁伟时：我认为这个转变始于甲午战争以后，即1895年以后。这个时期，他的两篇上皇帝书，观点鲜明；他的《孔子改制考》中的孔子，是披着儒家外衣，鼓吹西学、鼓吹众生平等的传道者；特别是他的“万身公法”书籍包括三部书其中的《实理公法全书》，旗帜鲜明地反对三纲和其他宗法专制思想，提倡科学，要求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可以视为19世纪杰出的启蒙运动纲领。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将《实理公法全书》的写作时间提早到1886年，他这个人有将自己作品写作时间提前的偏好，我们一定要认真分析考证。我认为此书的写作时间不早于1897年，不迟于1902年，最有可能是在1897或1898年。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康有为思想根本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据梁启超介绍，1889年，康有为受廖平影响，才从古文经学转为今文经学，专治公羊之学。1880年，康有为第一次游香港，大开眼界，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进京会试，回归时途经上海，“大购西书”。但那个时候，他的著作中只能见到一些现代思想的萌芽。这一点还可以从《新学伪经考》中可见，这部书写于1891年，但其结论从学术史上经不起推敲，从政治上又容易引起分裂，做的工作很不扎实。所以说，甲午战争前的康有为，不是先进的思想家。

记者：那么康有为的思想又是怎样转变的呢？

袁伟时：前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