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建立新法律体系，推行地方自治，方方面面都有作为。但是，久拖不决的立宪，加上经济政策失误（铁道干线收归国有），终于断送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甲午以前不改革，失败了。甲午以后片面和丧失时机的改革，依然失败。这就是历史。

第三，自由既是基本目的，也是基本手段。

富强，救国，这是清帝国朝野上下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富强梦一再破灭。严复一语道破了其中奥秘：中西富强与贫弱的差异，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五个大字（《论世变之亟》）。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一改以官办为主发展经济的错误路线，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大体有了保障，至辛亥革命为止，私人工业资本，年平均增长15%。

思想没有国界。至戊戌前后，“人有自主之权”已成了沿海地方接触现代学术文化较多的士阶层广泛的共识。慈禧及其他闭目塞听的满汉权贵，则直至1899年后仍要回到传统的纲常伦理中去。虽然废科举、学现代科学，仍不愿国民拥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于是，思想最敏锐的知识精英，转向革命。动荡不安和社会分裂的20世纪中国由是浮现。

简单说来，这就是1899年留给中国人的启示。

1999年2月19日

原载于北京《合作时报》1999年3月1日

二十世纪的启示

我相信科学家的结论：21世纪开始于2001年。不过，这年头商风凌厉无比，加上世纪云云本来是人为的，不必过于认真。都说新世纪始于2000年，编者要我说几句话，盛情难却。历史无法割断，欲知未来，不妨看看过去。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军阀自不待言，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1928年，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号称全国统一；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军事结合。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1949年以前，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哈耶克所说：形成这样的“自发拓展秩序”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法治）、竞争。不幸，朝野上下迟迟才有所认识，而是否充分仍有疑问。

参加WTO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

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

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为此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奇难杂症的百宝箱，唯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另外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淮成枳；到了中国，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于是，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风行的是：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或是专走偏锋，以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为己任。

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与传统思维方法结合，演出连台好戏。“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非此即彼。这是宋明理学留下的奇特的思维方式。你主张吸收现代主流文化吗？准要骂你是买办、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追究你姓社还是姓资！说不定再加上一顶卖国帽子。认识的分歧，提升为政治对立。虽已是昨日的故事，其流风余韵不可低估。

这些现象后面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沉重包袱。落后了，怎么办？要是说19世纪的中国人还为学西方是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时至20世纪，完全拒绝学习西方的，几近绝迹。问题是学什么和如何学。有的人忧心忡忡，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