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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斗_第36节(2/3)

缠斗  | 作者:袁伟时|  2026-01-14 13:44:56 | TXT下载 | ZIP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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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接近达成统一协议。1957年,是反右派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60年代,蒋氏父子在曹聚仁先生协助下,已经拟好统一谈判的六项条件,要点是:把外交和国防交给大陆,台湾保留四个师;台湾自治,蒋经国任省长,文武官员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障不准降低;蒋介石回到大陆,划出庐山地区为其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等等。这些条件比现在大陆的承诺低得多,很易办到。可是,“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国共和谈又一次搁浅”。145

历史无法后悔,但教训必须记取:背离文明,摧残文明,必然损害国家的发展、统一和人民的福祉。

国际矛盾的化解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崛起自然会触动世界固有的格局。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

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以战争为划分势力范围手段的阶段。过去强国用战争方能取得的资源及其他经济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后发展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市场获取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有种种不完善和不公平之处,全球市场经济下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总体上说是互利体系。产生希特勒、东条英机、北一辉之类的战争狂人的社会基础消失了。

唯一有可能引爆雷管的是台海。两岸多数人越来越成熟、冷静,中国人完全可以携手不给美、日介入的机会。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正确的文化取向非常重要。这里有东西两面镜子。

东向看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中取得卓越成就的这个国家会成为那么残暴的侵略者?关键在于他们在制度上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而在文化上拒绝转变价值观,坚持什么“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科学技术)”。他们不但利用儒家道德培育忠于天皇的恭顺的国民,而且提倡“国学”,制造大和民族优越论和侵略有理论,把朝鲜、中国视为其“生存空间”,应该由它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终于成为人类一大祸害。今天他们不愿彻底忏悔,背后依然是极端民族主义作祟。

西面看苏联,想当年他们反对“世界主义”的劲头可真大!俄罗斯民族自大狂,不但没有给苏联的发展增添什么光彩,却因拒绝外来文化而埋下国家坍塌的重要根源。

中美、中日在经济上是互利和合作的。中国人最讨厌日本政客信口雌黄,死不承认侵略罪行。但是,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迫民主化后的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文化,那些民族主义不过是残存的传统烙印罢了。要清除这些狭隘的民族情绪是非常困难的,既然中日两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再等待它六十年又如何?

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以自由、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长治久安必不可少的制度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最足以赢得各国人民尊敬和增强本国人民凝聚力的“软实力”。如果步日本早年的旧尘,不顾中国各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现实,不顾确立法治和个人权利本位的极端重要性,把儒学意识形态化,冀图以“国学”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我们还会遭受重大挫折!

2005年8月5日星期五

删节后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0期(8月15日)

这是没有删节的全文

第四辑 中日关系纠结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改善,但包括中日关系在内,我们还在承受冷战的苦果。只有坚定不移继续改革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政治清明,民主、自由、法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才能赢得各国人民足够的尊敬。

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答《经济观察家》报记者李翔

记者:今年是甲午战争110周年,您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回顾这场战争,您认为有什么教训应该记取?

为什么中日自强、维新结果迥异

袁伟时:从1874至1945年的71年间,中日有过三次半战争: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借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湾遇害。那时的台湾没有设防,中国没有反抗,算是半次战争吧。第二次就是1894(甲午)年的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参与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为序幕,延绵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八年抗战。

甲午战争之前,相对来讲,两国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那么大的转折,这跟两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有一些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汲取,不能够轻易忘掉。

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则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逐渐开展的;同时起步,结果迥异。是上帝偏爱日本人吗?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们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可以为所欲为。推翻幕府就是长州藩、萨摩藩领导下,与天皇结盟取得的。

第二,我们有科举制度,他们没有。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画地为牢,限制青少年的认知范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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