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拆开信，却记不起我是谁了？坐在火车上，我忽然觉得此行未免太孩子气，也许那儿根本没有人记得我了。同行的那位“太行山人士”又说：“放心，老乡肯定记得你。我离开太行山已经十五年，我现在要是回去，至少当年跟我学琴的那个小女孩肯定记得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

天黑时经过—个小站。客车乱哄哄、吵嚷嚷地靠在站台边。另—边的路基上走着—个汉子，时而弓了腰，用鎯榔头在车轮上敲。车窗里透出的灯光照亮那汉子的脸，木然，眼睛只注意看车轮，绝不对车窗里的人感一点兴趣。他有自己的生活。火车又乱哄哄、吵嚷嚷地离开小站，我一直看着那汉子走上站台，走进一间黄色的小屋去。清平湾的人凭什么要记得我们呢？有过那么一群北京学生，少男、少女，乱哄哄地来了，吵吵嚷嚷地住了三、四年，又一个二个都走了。来去匆匆，都不晓得为了什么。清平湾还是清平湾，在那偏僻的大山里，看着日出日落，做着一年四季的营生，过着自己的日子。

第三十节

三十

六九年底回北京探亲时是二十个人，在家住了两个月，过了春节又回清平湾的只有十七个了。男生里有两个转到河北老家去落户，一样是插队，平原上的日子总比山里好过，又离北京近。女生中是刘溪，随父母去了干校，在南方。

又要回陕北了，母亲为我收拾行装，无论什么都嫌带得太少，挂面、红糖、荤油，想尽办法往提包里塞；一会又跑到商店去，捧着抱着回来：罐头、奶粉、麦乳精……“行啦，带多少也不够一年吃。”我说。她又在行李的缝隙间塞上巧克力，东一块西一块。

“带这么多这个干嘛！”“在山里干活饿了吃一块。”逗得我直笑：“您真该去接受接受再教育。”母亲误会了，说：“也给贫下中农尝尝嘛。”我拍拍她的肩膀，歪着头看她：“行。不会有人怀疑您的阶级感情。”“别跟我贫嘴。多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没有，可下了汽车全得我自己扛。”母亲不言声了，记起了有三十几里山路要靠腿走，她又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掂来倒去，偷偷地抹眼泪。

离京的前一天，我们还不知道刘溪转走的事，袁小彬还很快活。

“嘿驴奔儿，你不如去问问，没准儿刘溪她们愿意跟咱们一块儿走。”

“高！大包儿小包儿的，路上帮人家扛着点儿，你那么壮。”我们实在不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又都长了一岁，十八了，心底的那种愿望大约也长大了，有点要暴动似的。但是那愿望还必须以开玩笑式的语气表达，以便需要时可以声明“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第二天我们在北京站的大钟下集合。李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