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专毕业老师都刷下来了，有看学生宿舍的，有到教务处印卷子的，有去服务公司的，和你在一块的赖有福，原来就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前两年学校又分来两个体育学院毕业的大学本科生，你说他一个中专的不下来，谁下来啊。所以，他就学了开车到你们服务公司了。”

　　“我在这学校，没有可能当老师？”王大力又问。

　　“难呐，除非你到档次低些的学校或是到小学教书，也许有点希望，在学校里，干什么都一样，不让教书，可以干点其他的，都是为学生服务嘛。”韩老师说。

　　暑假到了，学生放假，老师放假了，但学校里的服务公司可忙开了。中午学校放暑假，下午一点，王大力和赖有福以及后勤烧锅炉的，食堂做饭的，打扫卫生的工人便开始布置教室，把教室的桌椅搬到另一个教室，然后以后勤仓库搬来前几年准备下的单人床和被褥，刚布置完几个教室，铺好一百多个床，山东省的一个中学，老师带着一百来个学生赶到了，王大力，赖有福和老会计甄繁便忙着引领客人到各个教室去住，并指引他们打水和吃饭的地方。

　　晚上，吃过晚饭，刚歇半个小时，又要去另外教室搬空桌椅，再往里搬床和被褥，收拾完这些，晚上王大力和赖有福还要值班，把一层楼道门一锁，在门旁的一个屋里住下。

　　“够忙的？”王大力说。

　　“服务公司一年都清闲，只有寒暑假忙。忙是忙，咱们也有加班费，每天一元，夜班费，每天也一元，咱们白天值白班，夜里值夜班，一天能挣两块钱，一个暑假下来，也挣个百十来块，顶两个多月工资，学校里多少人想干，都干不上呢。嗨，老王，你有什么后门，能调到这个学校，又能进服务公司？”赖有福问。

　　“我有什么后门啊，我爱人在北京当老师，按政策我从山西调回来，教育局给我分配这学校的。”王大力说。

　　“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我表姐也是插队的，内蒙插队的，嫁了个内蒙人，跟她爱人离婚了，带着孩子也回北京了，我和咱学校说了，想让我表姐来咱学校，学校不要，我表姐现在在马路边卖煎饼呢。”

　　“卖煎饼收入高吗？”

　　“还行吧，我把个三轮车改了个煎饼车，里边安个油漆桶做的炉子，上边架块大铁板，买点豆面白面玉米面，合成面糊，往铁板上一摊，抹着辣酱，撒点葱花，上边再摊个鸡蛋，熟了，往起一铲，放半根油条，一卷就行了。八毛一个，倒也痛快，每天早上干两钟头，中午干两钟头，晚上再干两钟头，一月也挣个百十块钱。”

　　“那么多？”王大力大感意外。

　　“当然比咱上班挣的多了，倒不是累，是要舍得这张脸，你说你正在卖煎饼，遇到老同学老街坊怎么办，你不能放下车躲起来吧，只能和人打招呼，别人表面上笑呵呵地说：卖煎饼呢，心里肯定说，这闺女真没出息，回北京就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抛头露面卖煎饼，也不觉得寒碜。”

　　“那有什么丢人的，我要是没工作，我也会卖煎饼。”王大力说。

　　“你们插队回来的，比没插过队的豁得出去。哎，对了，你是北京人吗？”赖有福问。

　　“怎么不是北京人啊！”王大力说。

　　“王主任和甄会计都说你可能不是北京人，说话不是纯北京话，带着山西人味。”

　　“是么？”

　　“你父母是北京的吗？”

　　“是啊。”

　　“在哪？”

　　“就住在朝阳门那块儿。”

　　“噢。”赖有福好似解开了心中的疑虑。

　　晚上八点半了，赖有福还没来，王大力独自坐在值班室看着那个时时闪着雪花的九寸电视。“吱——”的一声门开了，王大力回头一看，是老会计甄繁。

　　“甄老师，您怎么来了？”王大力问。

　　“我和你一起值班啊。”

　　“赖有福怎么没来？”王大力问。

　　“今天李副校长的闺女搬家，他开着学校车帮搬家去了，可能搬了一天，人家招待他喝酒，喝多了醉了，李副校长就打来电话，说他晚上值不了班，就叫我来替他。”

　　“你那么大岁数，这老晚，还从家赶来？”王大力问。

　　“哪啊，我就住在咱校的学生宿舍。”

　　“那你的家呢？”

　　“嗨，我还有什么家啊，没家了。”

　　“人怎么能没有家呢？”王大力问。

　　“你文化革命时候在北京上中学吧？”

　　“是啊，上初中。”王大力答。

　　“那时候，我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文化革命一开始咱们学校原来那个老校长被学校里的红卫兵押上台批斗，又给戴纸糊的高帽子，又往他身上倒黑墨汁，说他是学校里的黑色走资派，把他整得不像人样，我在台下只说了句：你们上了几年学，一点都不讲文明，把文化都学到狗肚子里了。

　　只这么一句，被台下的红卫兵听到，便把我也揪上台，按着我的头，把我脑袋上剃的一半有头，一半没头，弄了个阴阳头，往我头上吐唾沫，倒浆糊，倒墨汁，又踢又打又骂，说我也是走资派，是校长的黑帮凶。斗完后关进小屋，后又说我在解放前搞地下工了叛徒，把我押送回河北农村老家。”甄繁一边说，一边陷入痛苦的回忆。

　　王大力看到她眼里盈盈的泪水，不禁问道：“后平反了，你怎么会没家呢？”

　　“我那个死屁男人，是部队的，他要求进步啊，一见我被打成叛徒，反革命，便立刻和我离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