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2年）七月以后，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两人出生相隔两年，这中间还有过一个早夭的公主（传说被武则天闷死）。三个孩子，一年生一个，不是不可能。

而且，那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回来，正受君王专宠，还轮不到韩国夫人钻空子，而那时候的武则天又正值生育旺盛的年龄。因此，李贤的身世，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当然有赞成，也有反对。反对者认为，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生李贤于去昭陵的路上。

他们的理由是，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年初生下李弘的，此后又生一女，然后再生李贤，等于是在两年跨度里生了三个孩子，频率太过密集。

他们推测，这个数九寒天在拜谒昭陵的路上所生的早产儿，并没有存活下来，极有可能是与高宗私通的韩国夫人把自己刚生的儿子拿来顶包。

他们提出的证据是，李贤降生仅一个月，高宗就给他封王。如此匆忙地要确立这个孩子的地位，似乎有什么难以昭明的隐情。

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做。

如果李贤真是韩国夫人的亲生子，那么他和魏国夫人、贺兰敏之二人，就是同父异母的手足。亲兄妹都不得善终，他自己的前途也就难以预料。

更让李贤惴惴难安的，是前太子李弘之死。

李弘是在皇帝对他表示“将逊于位”以后暴亡的，而自己现在也走到了同样的位置上，不知能否躲开同一种结局？

李唐皇室成员越来越感到生存的艰难，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明白，高宗李治怎么会那么不珍惜自己手中的皇权？他们也实在搞不清楚,李唐这艘庞大的航船将把他们载向何处？

李弘死后，李贤与武则天的关系有了改善，内心的隔阂也在慢慢融化。

凭借着自己并不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敏感，李贤意识到，李弘的死显然是源于他一厢情愿的幼稚理想，源于他对父皇过于倚靠。如今，既然自己已成为太子，前车之鉴促使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事事提防。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李治委托武则天打理政事，是一种“授柄与人”的做法。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高宗李治在身体病痛和精神困顿的双重折磨之下，再次提出逊位于武后的想法，完全是想“持国与人”。皇家应该有的威柄与权势，正在一步步地从高宗李治的手中流失。等到他想要收回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众皇子之中，李弘最有帝王相。李贤与其兄李弘所不同的是，文武双全的李贤赢得了朝臣们的认可，朝臣们都认为他颇有太宗皇帝李世民的英武遗风。

李贤刚被立为太子，高宗就大赦天下，让太子监国，参与政事。并命张大安为太子左庶子，刘讷言为太子洗马，全力辅佐太子李贤，以期尽快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帝王继承者。

有人说，李贤除了与太宗皇帝在相貌上有几分相似之外，而在性格上却与武则天的相似度更高一些。朝堂上下一致认为，李贤将来会顺利地承继大位，君临天下。

李贤虽然没有什么野心，但即将到手的皇位还是让他心中暗自窃喜，觉得父皇很可能会在某一天早上就将皇位禅让于他。

他甚至在酒酣耳热之际，飘飘然地想到自己当上新君主以后的事。诸如怎样尽快打开困顿的政治局面，怎样驾驭朝臣，怎样劝课农桑，大治天下等。

李贤甚至还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像父皇一样，万乘千骑，浩浩荡荡地前往东岳泰山封禅，倾听臣下们此起彼伏的赞颂。

然而，美梦带给他的不过是虚无、短暂的快乐。

梦醒之后的李贤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储君应有的担当，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消耗于精神世界。这时候的他成了一个文艺青年，沉浸于琴棋书画的艺术氛围之中，难以自拔。

中国历史有时候很奇怪，艺术与权力不能同生共荣，多少亡国之君的艺术天分往往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治理国家却是一败涂地。

李贤本来并不是太子人选，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规范和要求肯定有别于太子。

自从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为了让他能够早日谙熟太子之责以及提高处理政务的能力，高宗和他所信任的大臣们耗费了大量心思来培养他。

高宗为太子选择的辅佐大臣主要是中央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有的同时兼领东宫要职。这一设计的政治意义在于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国之道，为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做好铺垫。

刚开始李贤并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处理朝政有条不紊，对外形象也是可圈可点。?

当了大半辈子皇帝的高宗李治还是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有手段。

李贤平日于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精神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似有若无的宫中流言，父皇眼神里流露出的焦虑，母后不怒自威的神情以及朝臣们对自己的诸般苛责，太子李贤想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可又无能为力。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他的不安有时候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武则天曾多次催促太子李贤前往洛阳协理朝政，可他总是借故推托。他宁愿一个人留在长安，逍遥快活，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愿在父皇、母后的监控之下，做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摆设。

李贤虽然非常卖力地表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