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后，少干预政治。

太子发出的警示让武则天大为震怒，在武则天的心目中，政治地位已经重到与自己的生命一样，要她少干预政治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贤撺掇那些拥护李唐的大臣们轮番上书，历陈母后势力过大，已经威胁到了皇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母子之间的矛盾很快从幕后直接转移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起来。太子李贤和他的官僚宰相集团与武则天和她的北门学士集团，原来只是处于权力竞争的隐形状态，如今随着太子与天后关系的日趋紧张，双方也由此进入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武则天的所有警告，在太子李贤身上根本不起作用。武则天的所有指责，在太子李贤这里都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李贤并不理会别人的眼光，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如既往地大玩同性之恋。人生的别样风情，作为太子的他又岂能虚度这大好青春。

李贤越挣脱，武则天就越紧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武则天和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

各种小道消息悄然出笼，而且每一个话题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数次命太子李贤监国听政，处理朝中一些政务。监国之日，皇太子俨然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

自太子监国之日起，东宫属官们的任职，也超越了东宫官署的藩篱。像太子左、右春坊，这时就担当起类似于同中书、门下省的职责。

太子李贤监国之日，在一定程度上，朝廷中枢暂时移往东宫。东宫体制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权力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准朝廷”。

太子李贤奉命监国，处事明审，赢得朝堂上下一片赞誉之声。

随着太子李贤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相应地，对于权力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升。官僚宰相们已经洞悉天后武则天的权力野心，他们了解武则天利用北门学士来达到分解相权的目的，他们怀疑李弘的死因，甚至可能怀疑东宫同僚、李弘的家令阎庄之死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武则天也有所畏惧，感到李唐政局正在一步步滑向危险的境地。

为了维护李唐皇权的神圣以及高宗皇帝的地位，他们不惜冒着风险站出来反对武则天单独临朝摄政。可是这种良好的状态也只维持了两年，就变得令李唐的忠诚之士们心生忧虑。

太子李贤虽然监国用心,读书也够认真,但时常也会有疯狂之举。和当时的大部分贵族子弟一样，他也喜欢声色畋猎，尤其是在搬入东宫之后，少了许多羁绊。

他经常带着侍臣，在东苑的球场上疯狂地打球，或是到郊外纵马狩猎。

只要安静下来，李贤那本该青春勃发的面庞常常显得心事重重，眉宇之间锁着无限的阴郁和哀愁。

太子的变化牵动着朝中每一个人的心，他们在私下里祈祷，与太宗皇帝有几分神似的太子，能够早日带领李唐帝国走出当下的政治困境。司议郎韦承庆劝导太子：“伏愿博览群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恬虚寡欲，非礼勿动，非法不言，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

韦承庆说的这番劝导之言，是每一个朝臣的心愿。可是李贤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圣人之言，依然我行我素。放浪形骸之下，包裹着一颗不安的心。

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武则天，他的脸色就会瞬间变得苍白。

凡是母后所赐的美食佳酿，他一概弃之不用。其中的理由非常简单：韩国夫人、魏国夫人以及原太子李弘的暴亡都是因为吃错了东西……

为了防备不测，太子李贤暗中吩咐左右亲信将一些武器藏入马厩，这样，一旦宫中有变，他也不至于束手就擒。

高宗皇帝对太子的心思一无所知，这时候的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已经难行帝王之实。前些年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刊布之后，紧接着就召集北门学士修撰典籍，天下臣民对武则天独揽朝政早已习以为常。

对高宗而言，要打破这种拖泥带水的权力格局，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太子的身上。

可是这种希望是盲目的，又是极其危险的。在太子李贤没有全面接手皇权之前，高宗和大臣们对太子李贤寄予的希望越大，太子的处境就会越危险，武则天的杀机也就变得越重。

高宗李治时常会派人给太子李贤送来嘉奖诏书，这位心切的老人仿佛存心要与天后武则天过不去。

高宗特予褒奖，文曰：“太子监国，贤于处决，明审利害，治事勤敏沉毅，宽仁有王者风。公余之暇，深究经史之奥秘，阐发圣哲之遗芬，尤能褒贬得宜，折中至当。瞻望来兹，国家得贤明之主，百姓乐太平之治。欣慰曷似，爰赐锦缎五百段。”

高宗李治如此大张旗鼓地嘉奖太子，让武则天内心陷入巨大的惶恐与不安。

与高宗和大臣们满满的期望相比，太子李贤这时候却表现得无奈而又无力。有一次，他在与刘讷言闲聊时说：“倘若自己日后能够顺利得到皇位，必拱手相让。”

刘讷言听后不禁问道：“莫非太子心中隐有不安？”刘讷言的预感是准确的，太子李贤的不安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他之所以一次次拒绝父皇和母后的邀请，宁愿待在长安也不去洛阳，就是害怕有去无回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李贤笑道：“我的安全感如果丈量出来，它只有六百五十里。这是母子之间的安全距离。”

刘讷言知道，太子所谓六百五十里是指从长安到洛阳的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