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意图。

叛乱是一种兵谏，他可以借此来向武则天施加压力，逼她交出政权，取消临朝称制，使李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使大唐帝国的权力运行进入一个良性轨道。

其实崔御史的这番话根本架不住推敲，裴炎虽然受高宗托孤，但政权一直掌握在武则天手里，裴炎手里能有多大的权力？裴炎让武则天把权力交还给皇帝，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不算是什么阴谋？

裴炎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反扣一顶造反者的大帽子。一代权臣就这样沦为阶下囚。?

武则天责令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和侍御史鱼承晔审讯裴炎，武则天挑选这两名与裴炎嫌隙颇深的人做审官，本身就传递了一种信息，将裴炎置于死地。

就在裴炎被收监的同时，在烽火四起的扬州属地，人们对李敬业队伍的复杂背景难以辨明。前太子李贤死而复生坐镇营帐，太子举兵讨伐太后。只有少数知情者洞悉这个秘密，李敬业营帐内的太子贤只是一个替身，他的相貌体态酷似已故的太子李贤，其真实身份是一个铁匠。

人们还说叛军首领之一的薛仲璋是当朝宰相裴炎的亲外甥，叛军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帝国的首席宰相裴炎。李敬业把造反的旗帜树起来了，在进军方向上，李敬业和他的部队再次陷入了迷茫。

他们分为两派。一派以军师魏思温为代表，一派以薛仲璋为代表。

从用兵方向看，魏思温主张西进，渡过淮河，沿通济渠西向，直指东都。薛仲璋并不反对西进，但他主张西进须在打下金陵之后。也就是先南下，再西进。

从速度上看，魏思温强调一个“快”字，速战速决。而薛仲璋则要先南下，后北上，强基固本，打持久战。

关于决战。魏思温提出据关决战，就是把战场摆在洛阳附近，以造成对洛阳政权的逼压之势。而李敬业放弃了魏思温所提出的“西进、快速、决战”的战略思想。

魏思温是个很有想法和头脑的人，他的依据就是趁着武则天刚刚登基，人心可用，速战速决。打下或者围住东都，逼迫武则天下台。要避免打长期战，免得打到最后后劲不足，被武则天给吃掉。

但是裴炎的外甥薛仲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金陵有帝王气象，又有长江天险，足以固守，不如先夺取常（今江苏常州）、润（今江苏镇江）二州，作为奠定霸业的基础，然后再向北以图夺取中原，这样进可以取胜，退有归宿，这是最好的策略。”

他这一策，是谨慎的打法，先占住一块地盘再说，不能胜则可割据。

他的根据是，匡复军实力并不强，硬碰硬不合算，只有先经营好一块地方，待天下形势进一步大乱，再伺机北上问鼎中原。

薛仲璋的这个想法没问题，但它需要一个基本条件——乱，而且是天下大乱。就像隋末，造反者四处放火，朝廷东一头西一头地忙着灭火，顾脸就顾不上屁股。但是现在的天下是个什么状况呢？造反派只开了李敬业一家专卖，没有其他连锁店。到时候朝廷征剿大军杀过来，匡复军连个帮手都没有！所以，这个主意放在此时此刻，实际上就是坐等挨打。

魏思温不死心，继续劝说：“崤山以东的豪杰，因为武则天专制，都很愤怒，听说您拉队伍匡复李唐，都自动蒸麦饭为干粮，举起锄头为武器，等待匡复军的到来。不乘这种形势建立大功，反而退缩，跑去找一个地方固守，这么做容易造成人心离散！”

李敬业不肯接受他的主张，派唐之奇守江都，自己领兵渡过长江，去攻打润州。

魏思温很失望，私底下向杜求仁抱怨：“兵力合在一起则强大，分散则削弱，李敬业不合力渡过淮河，收集山东的兵众以夺取洛阳，失败就在眼前了！”

向左还是向右？这不光是个问题，还是一块试金石。

历史往往会在前进的路口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王者往往有着超常的眼光，他能越过路标看见远处的风景；而那些目光短浅的流寇却只管埋头看路，回避一下路上的坑坑洼洼和小石块。

这块试金石终于检验出了李敬业，这个想法不坚定、目的不纯粹的流寇眼睛里塞满了“金陵王气”。

一心想要拿下金陵做皇帝的李敬业选择了薛仲璋的意见，有梦就要去大胆地去实现。

李敬业令左长史唐之奇守扬州，又令弟弟徐敬猷屯兵淮阴、韦超屯兵都梁山（今江苏盱眙县），自己亲率主力渡江，猛扑润州。

既想立匡复的牌坊，又想干称王的勾当。骆宾王是西进策略的坚决支持者，西进的本质是匡复，而南下则是割据。李敬业刚开始就偏离了方向，当时已经有人将这场兵变定性为：“是真为叛逆！”

匡复有路，叛逆无门。当李敬业起兵南下以图夺取金陵的时候，他就把自己钉在了“贼寇”的耻辱柱上。那个时候，人们往往以郡县长官对起事者所抱的态度，观察起事者的前途。

在李敬业南下的时候，他只得到了一个相应者，此人就是楚州司马李崇福。他率所部三县叛乱响应李敬业。叛乱至此，便成为扬楚事变。

李敬业第一个进攻的城池是润州，而担任润州刺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叔叔李思文。如果李思文站在侄子这边反武，那李敬业就可以轻松拿下。

家门不幸，出此逆贼！李思文根本不赞成叛乱，他还记得李勣临终那一番慷慨激昂的家训。李勣作为朝廷重臣，他的话既然史书都有记载，那么他的那些后人们也应当铭记——这些不肖儿孙，应细加防察，如有操行不伦、结交非类，马上打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