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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是出身于肉眼凡胎之人,而是上天派发的。
俗话说,天命不可违。武则天在等待天命降临的那一刻,让天下人倾心归附的天命。在告密如风、酷吏横行的年月里,明哲保身、缩肉畏死的臣民越来越多,批评与反对者越来越少。
当然李唐政权的忠诚之士们并没有丧失殆尽,他们只是不敢再组织串联起来以权力集团的形式与武则天正面对抗,就是偶有对抗也只是零星个别的小事件。
整个帝国弥漫着阿谀谄媚之风,武则天刻意营造的天降祥瑞、必生新主的时代氛围已经渐趋渐浓。
为了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武则天将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可谓齐头并进,技术不断升级。武则天在改革告密受理权之后,紧接着又对推鞫权做出调整。
推鞫权就是审判权,它与告密受理权是整个司法权的两个组成部分。如果仅有告密受理权的改革,而无推鞫权的改革,恐怖政策无法实施。
在唐初,推鞫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掌握在中书门下手中,具体审判者虽然是大理寺的官员,但遇到大案要案时常有宰相大臣们参与,一同审判。
当案情严重到处死犯人时,中书门下具有重新研究的权力。
武则天杀裴炎的时候,宰相等大臣曾与武则天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大臣们并没有取得胜利,但这种制度仍然存在,至少没有被明文取消。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武则天决意要大肆诛杀。她不能让繁杂的审判制度束缚手脚,决意要搬开这个绊脚石。这时候的整个帝国呈现出一种亢奋状态,这还不算完,还有最精彩的一幕即将上演,那就是重建上古时的明堂。
所谓明堂,即“明正教之堂”,是 “天子之庙”,有道是“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天子造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一般明堂都建于城南,即所谓“布政之宫,在国之阳”。 ? ?
也就是说,明堂具有君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君主借神权以布政,宣扬君权神授。对一个帝王来说,修成明堂,其风光不亚于泰山封禅和开疆拓土。然而自周公建成明堂以来,修建成功的仅有汉武帝刘彻、王莽、光武帝刘秀。
各种史料关于多数君王没有修成明堂原因的记载语焉不详。加之“明堂”又顶着儒家理想布政之宫的神圣光环,越到后来附会越多,诸儒对此争执不休,常令君王是非莫辨,难以决定,修建明堂号称中国礼制上的天字第一号悬案。
自隋文帝、炀帝至唐太宗、高宗,对此动议多次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武则天想到现在要重修明堂会有人反对,那些李唐宗室、前朝旧臣、学问深不可测的名家大儒们,不会轻易通过。
这是一块试金石,通过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反对她称帝了。武则天想到了结局,但却没有猜中开头。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她的,不是李氏众人,也不是平日里与自己大唱反调的异己分子,而是她最为信任的北门学士之首,她一手捧红的政坛巨星,现任宰相刘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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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皇后到女帝的夺权过程中,每当武则天需要教训谁,北门学士总会挺身而出。咬人是一门技术活,粗人用牙齿撕咬,文人以道理噬人灵魂。相较而言,后者更让人感到可怕。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夏天,当时的刘祎之五十七岁。从他任北门学士以来,就成为武则天的左右手,在太后的庇护下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终于成为宰相。武则天亲口说他是帝国难得的“忠臣”。
刘祎之是江苏常州人,其父刘子翼有着深厚的儒家教养,曾经在隋朝任官。他的性格爱恨分明,是非分明。凡是违背儒教之礼的,就是“大非”,是“邪恶”,他对“非”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刘祎之不同于那些有脸没皮的酷吏。他温文尔雅,文采华丽。
高宗、武则天时期正是唐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刘祎之少年时即以文采风流而闻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等齐名,时人称他们为刘孟高郭。
刘祎之虽然儒学功底深厚,但并不是儒家眼中的三好学生,他随性放荡,有劣迹。
他的姐姐曾在宫中担任女官,当时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病重,刘祎之的姐姐受武则天之命前去探望,刘祎之便偷偷跟着姐姐混进去开眼。
他进去是冲着杨老太太进去的,让刘祎之感兴趣的是老太太荣国夫人。
《新唐书》说“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那段时间九十高龄的外祖母杨氏和二十出头的外孙贺兰敏之的私情正传得满城风雨,丢人丢到姥姥家。
说好奇也好,猎艳也罢,总之刘祎之一门心思想去瞻仰这位杨老太太。文人的好奇心有时候比一般人要强烈,他们始终对这个世界抱有一颗不老的童心。谁知道事情败露,刘祎之也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流放到嶲州(今四川省西昌市)。
在嶲州的流放生活,对刘祎之的精神造成很大影响。经过苦难的磨砺,先父传给他的儒教精神彻底显露,犹如父亲的亡魂借着他的身体躯壳得以复苏一般。
重新回归体制的刘祎之任官后,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母亲尽孝道,对朋友讲信义;每当领到俸禄,就大方地分给亲戚。他的机会是靠自己得来的,出众的文采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皇后特地上表请高宗将其召还,拜为中书舍人,不久又蒙恩遇,被武后挑选进入北门学士的班子,同时入选的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