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不能侮辱我。”

如果我们以承不承认武周帝国，作为划定武周派与李唐派的标准，那么李唐派的人数就少得可怜了。虽然大多数李唐派当时也都上表劝武则天执政，但他们的目的是保全自己，心系未来。

时任文昌右相的岑长倩就是一个颇为活跃的劝进者，他被赐姓为武，但他却坚决反对武承嗣夺储，竭力保存李旦的皇嗣地位。岑长倩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正是一种典型的李唐派态度。

在武、李两派的力量对比中，武派的力量并不像现实所反映出来的那样——远远大于李派的力量。表面看来，武派占有领先优势，李派处于劣势地位，但真正拥护武派的人其实并不多。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武则天建国所走的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伐夺权之路。虽然说，武力征伐打江山的难度要比和平过渡和局部动荡的难度大得多，但在征伐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与新王朝利害相互勾连的心腹之臣，而武周王朝的建立却缺少这样一个重要环节。武则天建国走的是天授神予、恐怖开道的双线路径，在思想上强化，在肉体上驯服。

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许多持观望态度、支持李唐的人都被赶到了武派阵营中去。表面上，他们或许是武派人士；但实际上，他们是武周体制内隐性的李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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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上书要求整顿酷吏，结束滥刑，重建法制，将那些心狠手辣之徒清理出帝国的权力系统。武则天也正在为这件事烦恼不已，那些嗜血的酷吏是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这些年没少为自己出力。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深入，武则天能够感觉到，这些酷吏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控。

忠于李唐的官员对恐怖政策的批判，都是通过上奏表疏。目的是改变武则天对恐怖政策的态度，取缔酷吏在刑讯上享有的特权。他们批判的重点，或是向武则天指出恐怖政策的危险后果，或是呼吁武则天把政策的轮子转向仁政，要求停止重用酷吏。

酷吏当道，天下屏息，但也有不怕死的。初唐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就是其中一个。

早在“扬楚之变”刚刚结束之际，陈子昂就曾经上书。他当时正担任麟台（秘书省）的正字，只能算是九品小官。位卑未必言轻，陈子昂斗胆上书武则天，公开反对酷吏滥刑。

在上书中，他言道：“东南有微孽（徐敬业）谋乱，陛下顺天诛除，恶人皆服，这岂不是天意在彰显陛下的神武之功！？但是具体执行者不察您的心思，却穷究其党羽，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对逆党亲属和有交往的人，只要有涉案嫌疑，就互相牵连，莫不穷究拷问，枝蔓不绝，致使朝中人士皆惶惶不能自保，海内传闻所至，无不惊恐！几年以来，我见各地告密，关押起来的不止千百人，所告的皆为扬州事变之事，及至穷究，则百无一实。等陛下您宽恕了这些冤枉的人，有奸恶之徒又给他们安上别的罪名，致使眦睚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被捕之人，冠盖如云！”

陈子昂曾经写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情诗句。有人说，他的这首千古名句，就是在他屡次谏议不被采纳后，有感而发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算是富家子弟，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才开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后来升至右拾遗，所以后世也称他为“陈拾遗”。

高宗驾崩的那年，他从蜀中来到东都，正好赶上武则天下诏招天下贤士。他就以“梓州射洪县草莽”的名义，上了一道《谏政理书》，劝武则天“为大唐建万代之策”。文章通篇以媚态示人，意在取悦武则天。所以说作为庶族地主阶级中的进步人物，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执政，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

在初入仕途之际，陈子昂在文字中甚至将武则天视为非常之主，自己也一门心思想在非常时代里一展才华，进非常之策。可以说，那时的陈子昂内心充满了进取功名的欲望。

令人遗憾的是，陈子昂虽然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看清现实的路径，更没有看清武则天的真实意图。就连他在上书劝武则天不要滥施酷刑时，也没看清武则天到底想要干什么，还以为她是因为对徐敬业谋逆一事无法释怀，所以才会将严刑峻法执行到底。

不过这道奏疏把滥刑的根源分析得很到位，直称酷吏为“寡识大方”的刀笔吏，是“图荣身之利”的小人，指责武则天信任酷吏是“爱一人而害百人”，文字大胆而辛辣。

他在奏疏中还说，经十年的东征西讨之后，天下疲极，不幸又连遭荒年，人民“流离饥饿，死丧略半”。近年来好不容易才得以休养生息，如今圣上重用酷吏又滥施淫刑，大伤和气，天下不安，都怕无辜被陷，人情之变，不可不察！措辞虽然偏激，但因为陈子昂是公开上书，而且奏疏中带有浓厚的书生意气，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怪罪他。

继陈子昂之后，李嗣真也对恐怖政策进行了公开批判。在李贤被废前几个月，李嗣真就已经预言其必败。由此可见，此人也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策士型人物。

李嗣真对酷吏的批判，比陈子昂来得要更加尖锐，也更加猛烈。他引述古代的司法程序，要求恢复中书门下早已被酷吏们窃取的详复权力。李嗣真提醒武则天，那些手中掌握着皇家威权的酷吏很可能是对手安插进来的卧底，他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