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无可奈何，只得利用掌政的机会尽量提拔一些忠于李唐的才学之士上位，先后引荐了姚崇、桓彦范、敬晖等数十人，也就是说，后来策划神龙宫变逼武则天让位的五位主谋中有三位是狄仁杰推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他们绝不是偶然才走到一起的，他们在政变中“协力之功”是细致而扎实准备的结果。

当武则天忧虑地注视着河北战场上的军事形势的时候，李唐派士族积极展开了巩固李显储位的活动。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击退突厥进犯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才能巩固李显的储位。

既然李显被立为太子是由于突厥的压力，那么一旦这种压力减轻之后，李显是否还能保住他的储位？也就是说，立李显是一种永久性措施，还是一种权宜之计？

李显复储后，狄仁杰出任河北道副元帅，领兵去河北。十月，事变结束，但狄仁杰并没有回到京师，他此时停留在河北，做河北道安抚大使，后来他回到洛阳出任内史（中书令）。在狄仁杰归来之前，内史为武三思。狄仁杰归来之后，武三思调出任太子少保，内史始由狄仁杰担任。

武则天此时开始注重搜罗人才。她非常尊重士族地主的意见，甚至要求他们直接推荐人才。这种做法以前从未有过。

武则天所信任的大臣都有推荐人才的权利。他们推荐的人才被接受的数量以及被推荐者能否得到高位，往往以武则天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为参照。

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极为重要的谈话，她要求狄仁杰为朝廷推荐一个“佳士”作将相。唐初的宰相，多半是出将入相型的。武则天掌权以后，出现了一种新型宰相，即文学型宰相。但现在，武则天所要求的又是出将入相的复合型人才。

狄仁杰向武则天推荐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柬之。狄仁杰比张柬之还小五岁，张柬之与武则天都已年逾七旬。这是狄仁杰第一次推荐张柬之，因为他认为张柬之是难得的相才，只让他在低级别职位上混日子是严重的人才浪费。

武则天对于张柬之并不陌生。也就在两年前，张柬之上书反对武廷秀去突厥迎亲，武则天非常气愤，将他由凤阁舍人贬为合州刺史。

推荐张柬之是狄仁杰权力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没人可以取代。狄仁杰的身份究竟该怎样定位，无论是大周还是李唐都对他荣宠备至。有人说，狄仁杰就是游走于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帝国精灵。他是大周皇帝武则天最信任的重臣，一代良相。

当时狄仁杰也已近七旬，年迈体弱，感觉到生命即将进入倒计时阶段。恢复李唐，这份责任与义务压在他的身上，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要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一天，他就会尽量巩固太子的地位，以确保政权的顺利交接。不然等到哪天两眼一闭，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武则天的信任对于狄仁杰来说，是他于风口浪尖屹立不倒的资本。如果说武则天对他没有一丝疑虑，也是不现实的。举荐张柬之的时候，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武则天便表现犹疑。

狄仁杰说：“单论文辞蕴藉，苏味道、李峤已可入选。如果陛下要的是济世安邦的奇才，臣推荐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却有宰相之才。”

武则天于是把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武则天又要狄仁杰荐贤，狄公答：“前些日子举荐的张柬之，陛下并没有用啊。”

武则天道：“不是已经提升他为洛州司马了么？”

狄仁杰道：“臣举荐的是宰相人选，不是司马。”

此时，李显复储的问题在朝野中还没有形成定局，显然，这时讨论举荐贤士的问题，似乎还为时太早。因此，这个上限还可以往后推些。在狄仁杰的大力推荐之下，武则天对于苏味道、李峤的才能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比较之下，她决定重用张柬之。

让武则天心有疑虑的是，这时候的张柬之已将近七十五岁。碍于狄仁杰的面子，武则天还是先将其放在洛州司马的位置上先用一用。此后武则天拗不过狄仁杰的再三请求，再次将张柬之提拔为秋官侍郎，这是最大限度。

武则天给狄仁杰的解释是，自己不想让一个比狄卿年纪还大的人，担任宰相之职。与狄仁杰相比，武则天对张柬之始终难言宠信。直到狄仁杰死后的第四年，张柬之才成为宰相。

4

李显复储后，武则天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后事安排。封建君主制社会中，政权交替之时是最容易出现动乱的时候。为了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历代统治者往往会在事前谨慎布局，巧妙地安排好交接事宜，而挑选顾命大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棋。

一般地说，顾命大臣的职责有两点。一是，他必须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二是，要全力辅佐新君，推行适当的政策。在一般情况下，这是既定政策，缺一不可。

武则天此时执行的政策便是“武、李并贵”，因此他要挑选的贤士是一位能执行并贵政策的人才。此时选拔的贤士肩负的责任，比唐太宗李世民当年指定的顾命大臣还要重。太宗时代的党争，就深度而论，远不如武则天时期来得猛烈；就广度而论，也不如武则天时期牵涉面大。

在推行了十多年恐怖政策以后，武氏家族早已人心尽失。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还奢望武李可以抱团显然是不现实的。武则天这时候选拔贤士，其目的无非于此。

其实对于贤士的标准，武则天心中很可能早就有了人选，也就是像吉顼与狄仁杰这样的大臣。二人有着共同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