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对张说进行思想教育的那个人。

宋璟是进士出身，在武则天的长安年间已经官至御史中丞，也就是御史台的实际负责人。

宋璟是个追求内心高洁之人，他实在看不惯围绕于武则天身边的那些弄臣，尤其是“二张”。他常常将自己比作梅花，凌寒独自开。他为官名声极好，老百姓称他为“有脚阳春”。也就说他这个人走到哪里，就把阳春三月带到哪里。对待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犹如春天般温暖；而对待“二张”这样的小人，犹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

有一天，武则天邀请有一定地位的朝臣在内宫举办皇家宴会。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仗着和皇帝亲近，坐到上座。他们坐好后，宋璟进来了。宋璟虽然从来没有巴结过“二张”兄弟，可“二张”兄弟平日里对他还是很敬畏的。

张易之一看宋璟走进来，赶紧站起身来让宋璟坐上座，一边让还一边说客气话：“宋公，你是当今第一人，怎么能坐于下首呢？快请上座，快请上座。”

没想到的是，宋璟根本不给他留面子，只是扭头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下官才能低劣，地位也在诸位之下，张卿才是当今百官之中的第一人。”

这时候，有一个官员就出来打圆场了，就说：“宋公，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你怎么能管五郎叫张卿呢？”

这个官员虽然是为了讨好谄媚张氏兄弟，但也不是信口胡言。这里面涉及到唐朝人的语言习惯，当时的奴才都管主人叫郎。由于张易之、张昌宗受宠，所以很多官员称他们为五郎、六郎。没想到今天，宋璟突然冒出一句张卿来，所以这个官员就提醒他。

当时也有朝臣见到“二张”当面称其为“公”，因为这时候张昌宗已被封为邺国公，张易之也被封为恒国公，所以，称兄弟俩为“公”是当然之理。宋璟上下打量了插话的这位官员，然后手指对方，愤然道：“你又不是张易之的家奴，你怎么能管他叫郎呢？”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一些拥张派官员更是羞愤难当，脸色十分难看。这样一句极负嘲讽意味的话语，让现场的气氛十分尴尬。

拥张派和倒张派在当时确实是水火不容，势力也是旗鼓相当。

一方面拥张派里有很多的高官，包括一些宰相。由于“二张”的得宠，就连他们的几个弟弟也都跟着沾光做了高官，所以说“二张”的势力不容小觑。

与拥张派相比，倒张派的优势在于群众基础。也就是说，有正义感的大臣和在野人士是倾向于倒张的。他们的观点是，“二张”祸国乱政，倒张是为救国。

长安四年（704）七月，武则天带着“二张”从长安返回洛阳。第二天，武则天就下诏将张易之、张昌宗的三个堂兄弟收监。他们是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三人均犯了贪污罪，案情牵涉到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

武则天在长安时，大概就已经收到对张氏兄弟的控告状。她感到事态重大，在长安处理不太方便，于是决定返回洛阳。其实洛阳老百姓早就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倒张立场。张易之、张昌宗当时整天藏于深宫，老百姓根本见不着他们的影子，更没有机会表达愤怒，可他们的亲属还是受到了牵连和打击。

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尚方少监张昌仪在洛阳刚建了一所豪宅。有一天，张昌仪刚刚起床，看门的人慌慌张张地就跑来向他报告，说他们家大门上被人写了一行字，什么字呢？“一日丝能作几日络”。这句话就是说，只能够用一天的丝线，能打几天的结子呢？言下之意，看你还能狂妄到几时？

张昌仪赶紧让人擦去，同时吩咐看家护院的一些人，晚上好好守着，抓住这个人，把他给我往死里折磨。当天晚上，各种保安措施都用上了，看门护院的人在外面守了一夜，却连个鬼影都没抓着。

第二天早晨，那行字又出现在了大门上，一连六七天都是这个样子。张昌仪被折腾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索性他也就不往下查了。

他抄起笔，在那行字之后添上了四个字“一日亦足”。你不是问我还能狂到几时吗？那我就告诉你，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就要狂妄一天。这话说得活脱脱一副流氓嘴脸。

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是用流氓手段，用写字这种文绉绉的方式，对张昌仪这种人来说毫无用处。留字之人，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自从张昌仪写了这四个字之后，门上再也没字了。

其实无论是倒张，还是拥张，其本质还是为了争夺未来的皇位继承权。就在这时，武则天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章。安平王武攸绪弃官，入嵩山隐居，并留下弃官表文。

安平王武攸绪在表文中解释自己如此做的原因，是担心武则天和武氏亲属们留他，如果不弃官，就无法面对武则天的挽留，因此，他只得采取弃官留表这种方式。武攸绪在奏疏中反复强调此举纯粹出自本性，与政事无关。

这突如其来的报告，加剧了武则天内心的忧虑，她不相信武攸绪出自本性一说。她以为，古往今来的隐士，十之有九都有其他的原因。同时，她从历史的记载获得了一个概念，凡是承平之世，隐士就少，一到乱世，隐士就多了起来。

她以为，在仕途中遇到困难，或者在政治上遭遇了不得已之事，才会让人想到归隐，而武攸绪在仕途上并没有遇到阻力，一定是政治上特殊的原因促使他隐退了。

是什么原因呢？武则天实在无法理解。在她的想象中，武氏一族荣显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