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比中国的客观形势更危险，那就是它的主观判断。除地缘形势更加危险外，它的认知地图酷似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帝国身处多国体系的较低层次，左右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旁观者，头顶有压倒优势的仲裁者，任何破坏博弈平衡的胜利都会将更多的旁观者驱入对手一方，仅仅仲裁者的存在就足以取消对手放弃的可能。昭和帝国若对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以来的欧洲外交史稍有认识，就应该明白：势力均衡体系不欢迎地方性强国的局部胜利，更不用说推倒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了。然而，错误的自我定位使昭和日本作出了荒谬的判断：将态度和利益差异甚大的对手、旁观者和仲裁者视为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其实这样的集团只有在它自己企图全面推翻体系时才有形成的可能，从它坚持列强对等原则那天开始，昭和帝国就已经是一具依靠惯性走动的尸体。它拒绝承认绝境的倔强努力增加了死亡的痛苦和东亚的混乱，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关闭了实现列强平等的可能性。

较之昭和日本，更不用说较之德国和俄罗斯，中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更难确定适当的位置。在霍布斯世界积累游戏规则的三百年间，我们是局外人；在威尔逊世界修正游戏规则的数十年间，我们是挑战者；现在，我们尚需明确自己的国际定位。游戏规则总是创始者宪制的延伸，总会将后来者的宪制变成自己的延伸，后来者为了争取融入国际体系的更高层次，通常需要对自己实施痛苦的改造。奥斯曼帝国在入口处，土耳其共和国在出口处。中国自觉和不自觉地依据自己在中间层的地位，能够理解来自内圈的实力干预，但它尚未赢得塑造、修改和解释游戏规则的核心资格，因此始终对规范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缺乏良好感觉——内政和外交的政治习惯存在天然和本能的配合默契，犹如骑手和他一起长大的马儿。罗马人和英国人总是挥洒自如，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国内和国际习惯法成长的连接枢纽。新兴列强的外交传统与自身的历史习惯割裂，依靠《万国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派的抽象理论，在蛮横与笨拙之间来回跳跃，因迟钝和误判付出的代价多于因实力不足，因结构性冲突付出的代价多于因迟钝和误判。如果经验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失败就不是成功之母，只是更大失败的上游。1937年的日本犹如落入蛛网的飞虫，用更大的努力换取了更深的绝境。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飞虫的眼中，蛛网是透明的，它能够有效利用的经验没有超出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范围，对它看不到，却能感受到后果的内圈只能形成错误的解释：敌对的实体比自己更强大，但仍然同是霍布斯实体；运用霍布斯世界的规则和武器，并不是不能胜利。在日本自己的经验世界内，这种结论并非不合逻辑。

最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实体的成长比中国更依赖世界秩序和东亚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同时也没有哪个政治实体比中国更独立于世界体系。在数量级和地位相近的新兴列强当中，中国的另类特征最为突出：政治习惯最不可能融入日益扩大的威尔逊世界及其权利政治游戏；安全和战略框架在霍布斯世界内具有最大的挑战性；太少、太晚、太多保留地加入了某些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国际组织，却没有在安全事务上赢得更多发言权。对我们而言，叙利亚危机并不比伊拉克危机更为有利，钓鱼岛危机则比台湾危机更为被动。中国日益逼近世界体系的天花板，早晚必须作出至关紧要的决断：接受或改造世界秩序的哪些规则或结构？保存或改造自身的哪些习惯或特性？这样的决断对东亚未来路径的影响之大，将会超过朝鲜战争以后的任何决断。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自身和世界有所认识。

霍布斯路径对中国宪制和战略锁定之深，为其他新兴列强所未有。印度有自己的现实政治，对南亚各邦行使大英帝国继承人的权力，但它的国家体制与合法性基础并不依赖于其国际地位。在最近五百年的新旧列强当中，只有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明治帝国和近代中国将“富国强兵、争雄世界”列为宪制变革的仲裁标准。这项既成事实的危险性相当于《威尼斯商人》的赌注：其他的玩家可以用钱下注，而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下注。近代中国是霍布斯世界强力之下的产物，存在的使命之一就是借助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返回霍布斯世界。因此，我们既不能承认错误，也不能承认失败，二者都将取消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威尔逊世界的仲裁权渐渐剥夺了霍布斯世界，它的一切牺牲都将毫无意义。如果霍布斯世界仍然存在，却因为它自己的软弱和愚蠢而失败，那么就会亲手毁灭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愿意接受一种解释：霍布斯世界仍将延续；威尔逊世界只是伪装格外巧妙、实力格外强大的霍布斯实体联盟。这样的解释就会得出衷心希望的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霍布斯策略不会触及天花板。在这样的框架中，固定东亚格局的旧金山体系只是毫无效力的私相授受。朝鲜战争及此后的一切冲突都不具备体系和层次的意义，仅仅是中美两个霍布斯实体的较量。

只有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冷战后的中国才会采取矛盾的战略。一方面，它的军事增长，总是被解释为颠覆东亚势力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