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逻辑终点在于城邦体系分裂复制繁殖，“独立斗争、民族解放”并非宗邦政治失败，实为模式扩张。混血人或留学生（文化混血儿）通常了解宗主最深，歧视敏感度最高，天然为西化运动兼独立运动之领袖。

帝国模式以毁灭特殊性为前提，以一视同仁顺民化替代小集团相互歧视，以超民族天下主义之普遍淡漠替代小邦认同。混血人或留学生理解天下主义、文化差序阶级体系最深，为儒化同化急先锋。前述之长沙门第，即以“溪狗”而负平蛮大任者；后来之欧阳氏门第，即以洞主负平羯勤王之任者。此非华夏特有包容性，东方专制主义皆有之：帝俄以鞑靼吉尔吉斯正教徒（归化者）征南，以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垄断西欧外交；奥斯曼以基督教少年为军团骨干，以范纳尔为外事骨干；穆斯林以柏柏尔新门徒略西班牙，以中亚新门徒略印度，狂热远甚于阿拉伯各邦旧贵族勉强从教。以小邦观念，能令子孙以伐父母为乐，洗脑之可怖犹胜于谋杀。

“拉丁模式”介于东西之间，是以官僚、集权之病重而种族之病轻。

帝国超民族实为“非民族”，而非“大民族”。必欲呼为“大民族”者，乃帝国被迫生于城邦世界、用城邦政治逻辑（“原本是一种文明体系，却要冒认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假结晶现象”，大抵不利于超民族结构。哈布斯堡子民替代日耳曼、苏维埃民族替代俄罗斯之类超民族结构实为东施效颦，冒认民族，跻身于小邦之列，无异启动内崩溃程序。

理科生介入历史，有称南人父华母越者，有称台人父汉母越者[78]。半华半夷种以帝国定理，当效大理段氏自称武威；以城邦定理，当效马尔科姆·艾克斯光大黑权。前清辜氏（辜鸿铭）之冒宗[79]，合于帝国定理；近世廖氏（廖文毅）之倡独，合于城邦定理。华人以为吾家独有、战无不胜、起死回生之祖传魔法，于今始受考验，足以触发超理性恐惧，否则割地、乞降之类，吾辈驾轻就熟，何足嚣嚣若是。

自治、他治有“红色皇后”竞赛[80]关系，以民德消长为枢轴。凡公共精神、组织资源落后于管理技术增长，经济进步与社会退化吻合，集权将兴。集权既成，势必主动破坏民间组织资源以利己，直至其管理优势、技术优势不足以抵消顺民散沙、无公共责任感劣势，举国沦为民德醇厚而管理混乱之新兴民族，各民族各文明之生平大纲在此。其间，集权方兴而民德未坏之日，兼得两利，而祸机已伏，秦汉、罗马共和末叶、波旁法兰西是也。英语民族最能抵制“仁慈高效行政主导”诱惑，是以长享青春。立宪政体即以保存自治之植物性生命于民情衰竭期为目的，否则始终保持积极姿态为任何人、任何民族所不能及，信赖起搏器一流之“行政官自外理性调节”替代“植物性神经前理性自动调节”，皆为一时之利、长久之祸。

复汉魏衣冠，用东齐之法

门第起于东京清流，光大于魏晋。典午荒纵，移孝代忠；永嘉板荡，实家弱国。视为二度封建、变相封建者，前后不绝。然终不能易秦政规模者：一曰郡县尚在，门户难离铨叙[81]；二曰文武既分，士流无复典兵。领主社会须于官僚系统外别有盘踞，贵族制度无不文武同途，此皆门第士大夫就其历史出身决定论所不能为者。日人川胜义雄以乡议清议为制衡领主化之术，适得真相之反。乡议选举原系清流看家本领、阶级苗圃，以其垄断文化、独霸话语权之利，弥缝其武化不力之天然弱点，勒逼诱导马上天子奉送官吏任命权之术耳。弱君简文（司马昱）、道子（司马昱次子），一意迎合士论以自固，至于视身后皇权为倘来之物。强王宋武（刘裕）、齐明（萧鸾），无不忤逆清议，放免污点士人，拔寒人佞臣主要津。典签之流即当时之书记——位卑权重者，无根于社会，独赖君恩。外人论国史尽多体系导向而隔靴搔痒者，大抵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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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兼备之封建贵族自身即有立国，无假外求。瘸脚门第胜流不可一日无搭档，时论术语曰：“择明主”，于南朝为寒人武夫，桓刘（桓温和刘裕）之属；于北朝为蕃将胡酋，长孙、宇文之属。二者皆门第之保护者兼凌略者，王谢—刘萧、苏绰—宇文、封氏—高氏各有千秋。

江左衣冠声华鼎盛，强人俯首，非如梁武之起家诸生，风雅有素[82]，断难附骥。寒人武夫绝望于“作家门”，乞灵于阶级报复之“不是请客吃饭”者，苏峻、侯景是也。汉儒梦寐以求之“宽简之政”“网漏吞舟之鱼”终能大行，国家之低效化、刑法之人道化，晋、梁二氏居功至伟。[83]“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魏玄成不磨之定论也。然则奉京洛于降奴、弃建邺于羯胡，亦二氏之力。宣武心系曹公、葛侯志存申韩，岂曰无故。

关陇集团有异于东、南，其阶级构成全系六镇武人，且真能以柱国制、军府制深植关中。大体以胡族（含胡化）军事移民构建劫后农村秩序中心，以放地代军饷，以薄赋易重役，府兵根砥在此，领主化唯此地有实。究其所自，亦关西贫弱，无力供饷；黑濑所部乌合，须有术固其志；本土士大夫荒陋散漫，殊乏团结力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