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同进，即日欧社会同构性之证；华则类绝对主义“专制乃平等最大友人”[127]。封建贵族亡于秦汉，儒学门阀衰于隋唐，皆以强君尊主为果。天水儒盛释衰，非仅理学揉合佛理之功，亦有门第废、科举兴、印刷术普及、寒人仕路大开（书中自有黄金屋）、佛门受竞争性抑制之背景。禅宗学术求简，自耕求食，反证智士不入淄流[128]，平民供养乏力，且夫无取于精微玄理（对观六朝帝王名臣以谈空说玄竞名）。舍以剃度为政治避难外，僧团社会构成日益劣质化，多为才弱难入科举、贫极不足自养者啖饭处。明例以游卒、游僧、游民并列，视同隐患；清人因之。寺僧有术者无过赋诗求名，充士夫清客，不复精进学理；庸常者以民家红白求饱；野僧无依者的确无异流氓无产者。

其二，以政制论。入关前及未入关之蒙、藏、满各部皆未逸出贵族政治范围，健斗无文，僧人即社会唯一文人团体，以佛法平等吸取全社会智力资源，其道甚便，且地位之尊、团体之密，汉土儒生从未企及，唯中世纪初元略近之。有清一代，满蒙王公、儒臣帝师无不跪拜称臣，诸帝唯于达赖呼上师、称弟子、受摩顶，达赖仅合掌受之，诵经祈福而已。黄教持戒之严、论辩之精亦远在同代汉僧之上，著译数量虽不及六朝隋唐，实足以羞杀宋明禅僧。宗风各异，不便论质，鉴于黄教僧俗人口之少，有此纪录实堪叹服。教门—民族—社会—政制错杂殊甚，颇与文化时间表相因。

光绪末，北廷化失败为力量，渐有化宗藩体系为主权领土（以此必削旧藩之权，蒙藏首当其冲）、化天下国家为民族国家（触发满蒙统治核心政治自杀）之意。太后遣罗西木桑[129]喻达赖十三世叩见大皇帝，为彰大清国主权张本。达赖十三世峻拒之，由是政教失和，转恩为仇。达赖通英拒北，孝钦（慈禧）令川军入藏。达赖走印度。辛亥军兴，川军假道还乡，达赖复位。蒙藏以“宗藩系于帝室，帝逊则无藩”之封建法统，否认民国。边事自此坏矣。

李翰林守护国体

忠王（李秀成）供词，言“李非宿将”，但“据海关、钱多、招鬼兵”，言下颇不尊重前翰林编修之业余战斗素质。李（鸿章）克苏州，借戈登[130]力，事成杀降，戈登盛怒，辱李系背信小人，要求决斗。以西欧贵族-绅士传统，受辱者纵令违法，亦当入决斗场，以血洗辱，否则懦夫不直于舆论。华士大夫动口不动手，不以避事为羞，故鸿章避入公共场所，以安抚访民惯伎，请赐戈登功牌、赏银，戈登竟不受银。天朝体面，汲汲乎危哉！若以雍正爷之道，敬酒不吃，宁古塔[131]侍候可也。不幸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行不得也。

海外敌对势力得此大好机会，势必占据道德制高点，令东土君臣扮演公共道德剧反角。果如是，李抚后半生事业夭折于是，近代史必将改写。退缩、蛮干皆足败事，李氏不愧翰林才子，捏造报告竟能同时满足东西方面子、荣誉，其意略云：戈登谦退，不乐夸示功高，受勋以谢君恩，辞赏以劝骄兵。两造明知其伪，皆有大悦之心。

戈登如多数自命君子、心轻利禄者，从不厌倦他人以微妙得体方式恭维己之人格，拒赏受勋自此化为“戈登传奇”之王冠宝石。彼若真效杰克逊总统，毙敌于决斗场内，恐亦非基督徒绅士之良心、荣誉所能善了。朝廷非但保全体面，且已发现柔道驾驭洋人之唯一人才：天朝硬实力一日不振，“朝廷万万少不得此公”。

霍光有云，三公非通经鸿儒莫办。信然。鲍超、陈国瑞之流安能如李翰林保全国体?

陈国瑞捍卫主权

树敌可以观人。江东小华夏主义不忘宋明国耻，自拟陈丞相（陈宜中）、郑所南（郑思肖）、史阁部（史可法）、王船山（王夫之）后身，视西欧为师友，东瀛为隋唐之遗，唯于中亚牧马焚书屠城，念兹在兹。日人传统亦倾向南朝，神武宗奉齐梁，镰仓白衣吊宋，舜水衣被水户，呼洪杨（洪秀全、杨秀清）为明人而祝胜，羽翼康梁民党，可谓逆迹昭彰。辛亥功臣、国府内核，率皆刘同志文彩之阶级兄弟，不脱士人习气。

扶清灭洋大中华爱国主义则反是，以满蒙姻亲集团为凝结核，常怀南人不相之心，其政理类似法兰西白色雅各宾主义，期望未受文人、商贾污染之纯朴乡农勤王、翼教。蒙古理学经倭艮峰（仁）汇梁巨川[132]，终成乡建派与北国军人之社会保守主义联合阵线。僧王（僧格林沁）系此派政治核心，以痛恨南士洋人为忠君之始，庚申之难为彼一手造成；拒换约而兴大沽之捷；败盟劫英法使臣，拷死黑狱，招圆明之一炬。郭筠仙（嵩焘）责彼“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然北狩君臣绝无害至亲、快南人之意。僧王纵横中州，视州县如刍狗，优给官费犒军，累败皆责供奉不丰，较湘淮将帅自费勤王，判若云泥。

王忌汉人，陈国瑞竟独得其厚，实以基本价值观相合故。僧王败死，冰山已倒，媚上取宠已无必要，而国瑞不改初衷，足见其诚。“陈矛”敢缴“洋枪刘”（铭传）械，可谓义和拳攻聂士成之预演。国术神勇不敌“二毛子”洋枪，陈军死士俱尽，国瑞生俘，幸“二毛子”法制观念高于爱国者，未敢自专，移案枢庭。军机以天下方乱不宜诛宿将，赦之。国瑞虽闲废，不忘王爷身教，发挥余热，弘扬大义，贬斥汉奸，复兴国术，联络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