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项目，被葡萄牙非法没收，当时，此案正在诉诸国际仲裁。这个建议失败后，德国向里斯本内阁提出：一旦仲裁有了结果，德国和葡萄牙就签订铁路合作协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1895年），英国吞并阿玛通加汉德（Amatongaland），此地紧邻葡萄牙东海岸殖民地边界南部。德国认为有必要警告英国：德兰士瓦不承认这次吞并。它鼓励德国商人狂热活动，购买德拉瓜湾附近所有可以获得的土地。同年，德国随即暗示：英格兰“反对德国在德拉瓜湾的利益”。没有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经承认过这种利益，而德国认为此事构成它对英格兰不怀好意的正当理由。因此，德国政府破格宣布：维护德兰士瓦独立，是德国国家利益所在。接下来就是詹姆森袭击事件和德皇致电克鲁格总统（“克鲁格电报”）。德皇的政府完全理解这种做法的敌对性质，因为德国舰队已经做好了防止英国突然进攻的准备。但此事最重要的效果是，英国公众首次认识到德国官方政策的敌意。在此之前，英国公众一直敦促政府尽量减少英德不断冲突的恶果，避免事态恶化。由于德国侵略性行为的不愉快细节受到最大限度的隐瞒，英国公众实际上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断受到条顿表兄弟的凌辱。英国公众对德国干预南非的任何可能性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促使德国政府（但不是德国公众）放弃了在比勒陀利亚排挤英国的计划。但德国根据它的习惯，为这种“牺牲”索取回报——列强最终瓜分葡萄牙殖民地时，需要英国默许它获得一定份额的回报。德国人如愿以偿。但索尔兹伯里勋爵对德国的做法深恶痛绝，因为德国首先恐吓葡萄牙政府，然后又迫使愤怒的英国内阁加入瓜分最古老盟友的计划。更有甚者，他无疑意识到，德国这次转瞬即逝的“亲善”不会比以前许多类似的做法更长久。仅仅12个月以后，德国皇帝鉴于最近“抛弃布尔人”，厚颜无耻地威胁：除非萨摩亚主权问题最终解决，否则德国就要重新考虑它对德兰士瓦的态度。萨摩亚问题当时正在谈判，很快就以有利于德国的方式解决。英国和德兰士瓦当时的冲突正处在战争仲裁的临界点上。不足为奇的是，英国政府开始放弃希望，不再继续通过友好让步和妥协来保障满意的英德关系。但即使在那时，英国政府都没有试图改弦易辙。德国代理人在德国政府的公开支持下，在萨摩亚群岛恣意践踏1889年《萨摩亚条约》的明确规定。这份条约是三个利益攸关的强国在柏林签署的。他们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不顾我们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抗议，签订了明确将萨摩亚割给德国的协定。南非战争爆发不久后，德国政府威胁说：除非英国政府放弃一项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海上交战权，否则德国就会最坚定地敌视英国。这项权利指的是，在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监督下，搜查并传讯涉嫌走私战争禁运物资的中立国商船。英国一再表示愿意在它无可争议的权利下做出友好安排，实际上等于搁置行使，这样就引起了新的英德纠纷。德国大臣随即向帝国议会自吹自擂，充分暴露了柏林缺乏和解态度。他声称：英格兰干涉中立国无可置疑的权利，德国的坚定态度迫使英国人放弃了完全不公正的要求。德皇随即呼吁他的国家加快建设一支拥有压倒优势的舰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不能更激烈地维护德国利益，仅仅因为缺少优势海军力量。

这里仅仅提示一下就够了：德国政府在南非战争期间，肆无忌惮地在德国全境鼓动对英军的毁谤，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公开反驳过。而且，跟随英军身临战场的德国军官已经给他们提交了忠实的报告，他们仍然照样污蔑。当帝国议会继续以史无前例的风格叱责英国内阁大臣时，比洛亲王完全可以对听众公开这些严重歪曲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他其实了解真相。我们已经报道过他和一位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英国绅士的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张伯伦先生的著名演讲后的第二个星期。而德国人宣称他的这次演讲是敌对的根源，但是，谈话的正确版本证明德国报刊广泛报道的诬蔑毫无依据。比洛亲王表示：当时，他的政府对英国大臣的态度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但他几天后就自甘堕落，向帝国议会表示他同情德国人对张伯伦所谓的讲话和英军所谓的暴行的愤怒抗议，而他明知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张伯伦庄严的答复引起这位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要求英国政府道歉，因为英国人冒犯了他不体面的煽动。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以后，他仍然向帝国议会暗示：英国政府已经作出解释，以前说过的任何话都不是有意侮辱德国人。[4]

德国在其他领域提出新的要求，表现出同样的敌意。不过，对方越来越不愿意像原来一样迁就。长期以来，德国在中国的举动对英国极其不友好。1895年，它试图向中国政府索取扬子江口的舟山群岛为加煤站，而没有事先告知英国政府，但众所周知，英国根据业已确立的条约权利，在该群岛享有优先权。德国攫取胶州湾，违背了任何公认的政治行为准则,无视英国或其他列强宣示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条约。但德国不满足于攫取青岛港，还计划进一步吞并广大富饶的山东全省。德国之所以能够从中国政府强索让步，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功于它声称获得了英格兰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