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下载注册APP，总有一份又长又臭的用户协议，对于用户来说，为安装一个软件而去看完一份冗长的协议，把每一条条款逐句读下来，想想都让人头痛欲裂。

　　当然，注册APP可以选择默认，轻易就“被同意”了一切条款。嘉谷系合作社现在却要经过社员的知情，想采取“默认勾选”都不行。

　　杨老爷子举起了拐杖，像是演讲似的，中气十足的道：“干什么，干什么，打起精神来。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国不？就是要懂法。不指望你们治国，但要加入合作社，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懂规矩怎么行？要想过好日子哪有那么容易，不就是被普普法吗，我老头儿都能接受，你们凭什么就做不到？跟我说，你们做的到吗？”

　　台下是参差不差的应和。

　　杨老爷子很不满意，瞪着眼睛道：“瞧瞧你们这怂样，反季节种土豆都敢了，听听课却一脸怂样。这样好了，我跟嘉谷人说说，谁先学好了，就先教谁种冬土豆……”

　　“学，我们都学。”这下子应和整齐多了。

　　“这就对了。”老爷子满意了，霸气十足的摆了摆手，笑道：“我跟你们说啊，尤其是想当合作社干部的人，要是做不到倒背如流，大伙儿唾沫星子啐他。”

　　想起嘉谷那厚厚的合同本，合作社候选干部们眼珠子都绿了，一脸苦色。

　　周围一阵笑声。

　　在笑声中，一位年轻的嘉谷员工走上台，用当地口音笑眯眯道：“大伙儿不用怕，也不用背诵任何条款。我们的目的，是让大伙儿知道加入合作社后，要遵守什么，又有什么保障……我举个实例，在江南省有个合作社，社长只想社员们听话，对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等法规内容，藏头藏尾，又或者根本不提。社员们不知道啊，后面被社长一挑拨，跟我们打起了官司……”

　　嘉谷人当然不会拿着厚厚一叠合同条款照本宣科，如果是照本宣科的话，现场100个人中，估计有101个人在打瞌睡。

　　他是采取以案说法、以事喻法、让农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制教育的形式。

　　在齐政和关主任的围观下，本来很多漫不经心的农民，在嘉谷员工跌宕起伏的“讲故事”中，慢慢的也听得入迷了。

　　关主任低声惊叹：“我们的送法下乡活动，要是也有这个效果就好了。”

　　齐政笑而不语。

　　开玩笑，很多地方的送法下乡活动，不过是发几张普法资料，做几块展板，然后拍屁股走人，以走形式、搞“造势”为主，其效果可想而知了。

　　他在采访中说“反省”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嘉谷系合作社日后会在普法经费上给予保障，实现“法制教育”常态化，而针对农民们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往往会采取生动有趣的“寓教于乐”的形式。

　　事实证明，只要舍得投入资源，“普法”也能变得受欢迎。

　　当然，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有一些进步，总比没有进步要好得多。

　　齐政一行刚走近一点，很快又停下了脚步。

　　却是杨老爷子让出舞台后，正在会场边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

　　隔着一段距离，就听到背对着他们的记者清晰的问到：“老大爷，您知道嘉谷现在正在与一些合作社在打官司吗？”

　　“我知道。”

　　“是嘉谷员工告诉您的吗？”

　　“不用他们告诉，我从新闻里也能看到。再说了，别看我老了，我也是会上网的。”杨老爷子哼哼道。

　　“呦，您老还挺时髦的。那您应该也知道，如果合作社一方败诉了，那些农民可能会被罚钱，甚至有可能坐牢，您老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吗？”

　　杨老爷子兀自摇头，道：“同情？不需要。如果那是我的后辈，不怕说，我恨不得打断他们的狗腿。”

　　老爷子的脾气很是火爆啊，记者显得更加振奋的道：“为何这么说呢？”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合作社是怎么搞的。农村的事情，外包赚地租不行，把农民晾到一边也不行，单纯搞单品输出更不行，唯有整体性计划，使农村各项资源、各种发展因素统筹起来，使其形成一个较为健全的内生动力系统，才是农业的根本出路！以前那是公社，因为种种缺陷，散了；现在则是合作社。”老大爷的声音听起来很洪亮，带着时代特有的振奋感。

　　“合作社主要是啥的合作？大家一般会说，是钱与人的合作。但这都是很表层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信用合作，是通过人与人的合作，来完成人与人更好的信任。”

　　老大爷停顿了一下，声音更加高昂起来：

　　“但那些王八羔子，为了多赚一点钱，完全打破了合作社的信用合作。没了信用合作，那还叫合作社吗？就算他们一时得逞了，丢了诚信，后面有的是坐在烂菜地里哭的时候。”

　　“嘉谷是个好公司啊。要知道，越穷的地方越是没钱，越是没钱越没有人愿意投钱。像我们这一带的普通百姓，哪个不渴望过上好生活？为了摆脱贫穷，他们能更吃苦，能付出更多的代价，但以前没钱没技术，这一路的艰难，是那些条件更好的地区的人们难以想像的。嘉谷不是带来了钱和技术，而是带来了摆脱贫穷的曙光。”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公司能像嘉谷一样，但就我所知，只有嘉谷愿意在穷苦的地方投钱改造。对于那些打官司的合作社，我不是说他们一生都不能脱离嘉谷，但起码在让嘉谷赚回投入的钱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