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志》记太常属官：“博士，谓之太学博士。”《宋书》、《南齐书》时见为太学博士一官者，《礼志》所载尤多，如宋之荀万秋、王膺之、顾雅、周野王等，齐之王祐、刘蔓、贺玚等。梁、陈亦皆有居太学博士一官之人。

萧齐还有“太学生”可考。《南史·王融传》：“先是，太学生会稽魏准，以才学为融所赏，即欲奉(萧)子良，而准鼓成其事。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又同书《王僧孺传》：“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又《梁书·许懋传》：“十四入太学，受《毛诗》，旦领师说，晚而覆讲，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是其时不但有“太学生”，许懋于“太学”讲授之时，还有“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

又《通典》卷五三《礼十三》“太学”部叙南齐制度，称“东昏侯永元初诏，依永明旧事废学。时有司奏，国学、太学两存焉”，又注引国子助教曹思文国讳废学议，有“然贵贱士庶，皆须教，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如依这些记载，当时应同时存在着国学、太学两个学校。

从上述情况来看，当时似乎确实存在着太学。其理由是，第一，其时有“太学”、“二学”的记载，“二学”即国学与太学；第二，诸史《官志》中有太学博士一官，纪、传中又屡见居其官者；第三，其时又确实有太学生可考；第四，《通典》明记齐代有国学、太学“两存”之事。

但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宋、齐以至梁、陈，并不存在一个与国学分立的，具有生员、校舍以及授业课试制度的、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太学”。

首先，宋、齐虽有太学博士，但并不等于有太学。所谓“下二学详议”之“二学”，是仅就二学礼官——祭酒、博士、助教而言的。有礼官博士不等于有学校。以国学为例，《梁书·许懋传》记其于齐东昏侯“永元中，转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然查《南齐书·礼志》：“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是国学已废而国子博士仍存。《宋书·百官志》记国子学制度：

自宋世若不置学，则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

又《南齐书·百官志》：

(齐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选经学为先。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其下典学二人，三品，准太常主簿；户曹、仪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礼吏八人，六品；保学医二人，威仪二人。其夏，国讳废学，有司奏省助教以下。

是国学废时，所省为典学以下，助教或省或置一人，祭酒、博士依旧。所以《南齐书·礼志》记齐东昏侯废学之后，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表请复立，“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国学已废而仍付之议，是因为仍有博士、助教在。既然国学仅存学官博士之时仍可为“二学”之一“学”，那么所谓“太学”也应与之同例。就是说，前所引述的“付二学详议”乃至“勒太学重议”等语，只能证明太常之下有礼官太学博士；同理，那些“太学博士”之实例，本不能说明当时有作为实体的太学存在。

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东晋的学校制度。据《晋书·元帝纪》，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学”，太兴二年“置博士员五人”，太兴三年“皇太子释奠于太学”，太兴四年“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这次努力，大约只是恢复了学官博士而已。成帝时又再次致力学校。《晋书·成帝纪》：“(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建康实录》卷七：“三年春正月辛卯，诏立太学于淮水南，在今县城东南七里，丹杨城东南，今地犹名故学。”《宋书·礼志》记咸康三年因国子祭酒袁瓌、太常冯怀之请，“议立国学，征集生徒……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由前引之《晋书·成帝纪》及《建康实录》，知这次所兴为太学，非国学，《宋志》误。

又据《宋书·礼志》，晋孝武帝欲行释奠礼，“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水南”即秦淮水南，其时“无复国子生”，有太学生六十人。据《晋书·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增太学生至百人，次年即太元十年“二月，立国学”。《宋书·礼志》：“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至此，东晋国学才正式建立。

关于晋孝武帝所立之国学与此前的太学的关系，《建康实录》所叙较详。其书卷九记孝武帝太元十年春：

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

后引《舆地志》云：

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旧置博士二人。梁大同中，又置正言博士一人，加助教理礼。初，显宗(按即晋成帝)咸康三年，立太学在秦淮水南，今升桥地，对东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县城东七里废丹杨郡城东，至德观西，其地犹名故学。江左无两学，及武帝置国学，并入于今处也。

《舆地志》为梁人顾野王所作，其言自然相当可信。语中“二博士省，旧置博士二人”，《玉海》卷一一三“学校”部作“三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