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明项目正规性和重要性的信息，但绝不涉及核心；他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和就医，但语气控制在坚定而不激怒对方的范围内。

他也能感觉到马塞洛的犹豫。意大利人有时会显得烦躁，抱怨总部回复迟缓，抱怨站点维护经费捉襟见肘；有时又会若有所思地问起中国航天发展的速度，问起在海外建站通常考虑哪些因素。这种矛盾的表现，恰恰印证了他处境的尴尬和个人意图的摇摆。

直到第四天下午，事情出现了细微的转机。一名看守在送水时，趁同伴不注意，极其快速地将一个小纸团塞进了潘阳手里，随即若无其事地离开。潘阳心脏狂跳，背身打开，上面用潦草的英文写着：“车台可能未被彻底检查，电池盒底。” 没有署名。

这是内部有人递消息？还是马塞洛的某种试探？潘阳无法判断。但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具体的希望。他悄悄将信息告诉了马汉成。

马汉成沉吟良久。风险极高。如果这是陷阱，试图联系外界的行为可能成为对方加重指控的借口。但方舟的伤情不容再拖，坐以待毙的绝望感也越来越强。

“等待机会，”马汉成低声道，“但不要主动要求去见车。如果……如果马斯楚安尼下次来，态度有进一步松动，或许可以尝试提出，我们需要车上的个人药品或某些重要但不涉密的文件作为由头。”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马塞洛那复杂难测的权衡天平上，寄托在那不知真伪的纸条信息上，也寄托在刘明辉大使在外围可能已经展开的、他们无从知晓的努力上。铁皮屋外的非洲烈日依旧灼人，而屋内的三人，在困境中坚守着，等待着那一丝可能从缝隙中透进来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