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克斯想，大家只要匿名捐钱就没事了。

那个小乞丐在哪儿呢？

费利克斯猜测着奥尔洛夫此刻在做什么。很有可能正在酒店的某个房间里，说不定就在费利克斯头顶几码远的地方，吃早饭、刮脸、写信，或者正同沃尔登谈话。我希望把沃尔登也一并杀死，费利克斯心想。

他们两人从门厅走过也不无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真是这样，我该怎么办呢？费利克斯心想。

那我就扔出炸弹，死而无憾。

透过玻璃门，他望见了那个乞丐小男孩。

男孩沿着通向酒店入口的小道一路走来。费利克斯看得见他手里的信封：他只捏着信封的一角，几乎带些嫌恶，仿佛信封是脏的，反而是他自己身上很干净。他走到门口，却被一个头戴礼帽的门卫拦住了。两人交谈了一阵，在门内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接着男孩便走了，门卫手里拿着信封来到门厅。

费利克斯紧张起来。这样能行吗？

门卫把信封交到大堂经理桌上。

大堂经理看了一眼信封，拿起一支铅笔，在右上角写了些什么，也许是房间号？然后他叫来了一名服务生。

成了!

费利克斯站起身，轻轻地提起手提箱，朝楼梯走去。

走到一楼时，那名服务生赶上了费利克斯，继续往上走。

费利克斯跟在后面。

这似乎太容易了。

他让服务生始终领先一段楼梯，然后加快了步子，让服务生始终在他的视线以内。走到五楼，服务生沿着走廊向前走去。费利克斯停下脚步暗中观望。

服务生敲响一扇房门，门开了，里面伸出一只手接过了信封。

找到你了，奥尔洛夫。

服务生作势要离开，又被叫住了。费利克斯听不见房里的人说了什么。服务生接过小费，只听他说：“非常感谢，先生，您心地真好!”然后门就关上了。

费利克斯开始沿着走廊向前走。

服务生见他拿着箱子便伸手来接，说道：“需要我帮您拿吗，先生？”

“不用!”费利克斯立刻说。

“好的，先生。”服务生说完便走了。

费利克斯走到奥尔洛夫房门前。真的再没有防范措施了吗？沃尔登也许会以为，刺客是无法进入伦敦酒店客房的，但奥尔洛夫对此应该更了解。曾有那么一瞬间，费利克斯在考虑是否应该先离开，再做周密的思考，或者进行更细致的侦察。可眼下他离奥尔洛夫实在太近了。

他把手提箱放在门外的地毯上。

他打开手提箱，把手伸进枕头里，小心翼翼地抽出那只棕色玻璃瓶。

他慢慢地直起腰来。

他敲响了房门。

[1]艾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领导者，其激进的策略曾经广受批评，但切实促进了英国妇女获得投票权。200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评选的“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她位列27。

[2]《给妇女投票权》(Votes for Women)，创办于1907年的周报，于1918年，即英国女性获得投票权的同年停刊。

[3]原文为baby-farmer，直译为“婴儿养殖者”，指代养私生婴儿以谋取利益的人。这些人收取未婚母亲的钱财，为其代养孩子，但是许多人往往会虐待，甚至直接杀死婴儿，以尽快领养下一名，从中获利。代表人物是英国女子阿米莉亚·戴尔，据说她杀死的婴儿有400人之多。

[4]即可以结婚或进行性行为，而不触犯法律的最低年龄。

第八章

沃尔登端详着手中的信封。信上的姓名和地址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显然是外国人写的，因为英国人会写“奥尔洛夫亲王”或“阿列克谢亲王”，而不会写“A.A.奥尔洛夫亲王”。沃尔登很想知道信封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亚历克斯已经在深夜搬出了酒店。他不在场，沃尔登不便私自拆开信件——这毕竟是另一位绅士的信啊。

他把信递还给巴思尔·汤姆森，这个人可没那么多顾虑。

汤姆森撕开信封，抽出一张信纸，“空白的!”他说。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房间里的人全部迅速行动起来。沃尔登走到窗口，远离房门并且置身于手枪射程之外，站在沙发后面以便随时躲避。两名警探分散到房间两侧，拔出了手枪。汤姆森在房间中央，站在一张垫得很软的大安乐椅后面。

又是一阵敲门声。

汤姆森大声说：“进来——门开着。”

门开了，刺客就站在门口。

沃尔登紧紧抓住了沙发背。那人的相貌令人心生畏惧。他身材高大，头戴圆顶礼帽，身穿黑色大衣，大衣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处。他长着一张长脸，面色苍白而憔悴，左手里拿着一只棕色大瓶子。那人扫视了整个房间，顿时发觉这是一个圈套。

他举起手中的瓶子说：“硝酸甘油!”

“别开枪!”汤姆森对两名警探厉声喝道。

沃尔登吓得一阵反胃。他知道硝酸甘油是什么东西：一旦瓶子落地，他们全都会丧命。他想活命；他不愿被瞬间燃烧，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没有人动弹。沃尔登盯着刺客的脸，那是一张精明的、坚毅的、决绝的面孔。在那短暂而可怕的僵持中，那张面孔的每一处细微特征都刻进了沃尔登的脑海：鹰钩鼻，宽阔的嘴巴，悲伤的眼神，帽檐下露出的浓密黑发。他是不是疯了？沃尔登暗自琢磨着。还是心中有恨？冷酷无情？虐待狂？这张脸上流露出的只有无所畏惧。

汤姆森打破了沉默。“投降吧。”他说，“把瓶子放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