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适时出现」的柏杨

朱洪海

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发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超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

一、适时出现的柏杨

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

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说《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小说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反革命」，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小说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只有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

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

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

有关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